社會運動的政治轉化：勞工陣線、團結工聯與火盟
文／陳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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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從來不乏社會運動如何政治化的討論；不過，一般而言，這些討論都比較從抽象的原則來談論問題，時常缺乏實際案例的經驗批判。這個令人遺憾的缺漏，固然是因為實際案例中的人與事，可能都與討論者的現實利益、情感、立場密切相關，「攤開來講」不見得對雙方都有好處，甚或只是徒增碰面時的尷尬。除此之外，更深遠的因素，也許是因為台灣社運圈中缺乏批判交往的文化經驗，總在抽象處使力，於現實面抽手，這種缺乏現實基礎的討論，令不同運動路線之間辯論的層次與規模，顯得非常薄弱。
因此，在抽象原則討論與現實運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一方面，我們從原則出發，說著社運與政治力量之間的規範；另一方面，我們對於自己如何面對政治派系、人物的實際操作又諱莫高深。而此落差導致了不同社運之間的經驗難以交流，甚至錯失團結壯大的機會；說得遠一些，也拖慢了台灣社會進步的腳步。
事實上，社運如何面對、如何形成政治力量，不單純是理論思辨的問題，而是社運日常運作就必須面對的課題。例如：社會運動該如何面對政黨？或是特定的立委？或是個別政治人物的基金會？該不該接受政治人物、派系、政黨、基金會的金錢支助？能否參與這些單位邀請的活動？若他們主動提供幫助，該不該接受？這些困難幾乎每天都不斷的呈現在社運面前。顯然，不是我們主觀上希不希望面對，而是在運作上無法迴避。最重要的是，如何解決眼前這些困難，完全依賴於我們自己的政治指向；缺乏清晰的政治方向，可能也是導致上述落差的原因之一。而要討論社運的政治方向，必須要從歷史的現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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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所有社會運動之中，勞工運動展現出較大的力量。從規模上來講，五一勞動節固定的動員，若處於議題的高峰，可以達到幾萬人；就算是運動低潮、分裂動員，人數加總也可衝上七、八千人。幾個具有行動力的工會聯盟與工運團體，雖然立場不一，但總體而言，卻使得每年五一的行動顯得熱鬧。這還不算上，固定舉辦的秋鬥傳統與移工的遊行。環保運動、原住民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都缺乏這種動員的固定性與規模。[1]
再者，勞工運動大概是唯一能在特定政策形成前，就具有影響力的集體力量（個人穿梭於政治人物之間的影響力不算在此），好比說：派遣立法、以及其它勞動法令的修改…等等。環保運動、農民運動與原住民運動的集體力量，經常是在事件發生後的反抗，尚無法在議題形成前就展現力量，其他的特定單一議題也是如此（例如：樂生、都更、反旺中…等等）。[2]
當然，勞工運動有工會的架構做支撐：不論工會內在運作如何糟糕，這個制度性安排本身便具有深厚的潛力。再者，勞工運動是傳統左翼關注之地，因此他所匯聚的資源自然也比較豐厚。[3]這類歷史條件，其它運動相對不足。
從這個角度來說，台灣的勞工運動雖然尚不足以形成左翼政黨、內部總是不斷的分合、國家又刻意扶植聽話的總工會，但是，解嚴以來的工運，仍然可以說是目前最具力量的社會運動。這一點也可以從路線爭論的激烈程度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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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運貢獻給台灣社運幾個重要的辯論，透過理解這些辯論，可以幫助我們釐清社運的政治議題。在民進黨尚未執政之前，勞工陣線與工委會之間的辯論，影響既深且廣。前者在政治路線上傾向於台灣獨立，運動戰略上則選擇了「黨內造黨」（當然是在民進黨裡面），特別是因為有政治派系新潮流的奧援，加上社會民主論述的發展，使得它一度令人產生錯覺：台灣將產生一個在地的左翼政黨。[4]工委會在政治路線上拒絕了統獨選項，批判了統獨議題分裂了工人的自主力量，而在運動戰略上選擇了「等距發展」（或更進一步的「有奶便是娘」），在勞工立場上的堅持，使得它在運動的道德意義上，經常站在一定的高度。
民進黨執政之後，籠絡了大量的工運人士，從國策顧問、勞委會主委到許多大大小小會議的委員都有。民進黨在階級議題與左右立場上的投機性，令原先傾向於民進黨的工運力量倍感尷尬。[5]
全國產業總工會—曾經在民進黨執政前最具力量的「自主」工會聯盟，在這個情勢之下受害最深，甚至被認為是工運頭人進入政治分贓體系的一個跳板，成為自主工運批判的對象。[6] 2000 年到 2008 年的勞工運動，聯盟的政治力量大幅削弱，具有動員實力的大工會或區域工會聯盟，要不選擇不結盟，要不選擇私下聚會，要不就只是在自己的議題上耕耘（例如：國公營事業工會聯盟的反民營化、銀行員工會對抗的二次金改）。
這個政治狀況可以從 2007 年團結工聯成立時的宣言讀出，它特別強調：工運必須獨立於任何政黨之外，成為自主的政治力量。他的成立可以看成是對於原先（勞工陣線、全產總）傾向於民進黨的工運的不滿。也因此，在台灣的工會聯盟中，「政治自主性」與「建立自主政治力量」的強調，成為團結工聯最鮮明的特色。而稍早幾年，原先批判勞工陣線與全產總的工委會（後為「火盟」），於 2004年廢票運動後轉變路線，把集結的力量放在政治意識上的提昇，後來改以「人民老大」的方式參與選舉。一般說來，2007 年以後工運政治路線的對抗，大略可分為團結工聯與全產總之間，在政治路線上的對立；以及火盟自己的「慢政治」路線。火盟似乎不願意再投入之前的辯論中了：一方面對於全產總與親綠的工運力量已經定性，多說無益，另一方面，他們寧可花更多的時間去討論與說服他人，人民老大選舉方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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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上台後，部分社運與民進黨的關係似乎又回到了 2000 年以前的狀態。民進黨在左右立場上的投機性，似乎也因為失去政權而顯得不那麼令社運難堪。民進黨甚至還可以舉辦起所謂「社運論壇」，還大言要「找回社運理想」。其中倒也有不少社運參與。但是，經過了八年執政的民進黨，在期間有許多重大的、遭受社運否定的政策，這些問題其實尚未被仔細檢討（不知這是否也算是「轉型不正義」？），但它竟然想繼續吃社運的豆腐，而多少也吃得到，這就不禁令人懷疑問題關鍵並不在於政黨，而在於社運自己對於政治的想像缺乏細緻的討論。
以工運為例，傾向民進黨陣營的勞工陣線、強調建立自主政治力量的團結工聯、走向慢政治的火盟，對於如何形成政治力量有著很不一樣的看法。
勞工陣線及其親近的工會（或放大來說，親綠的社運團體），與作為一個整體的民進黨之間的關係，其實存在著曖昧的兩難。一方面，在統獨的政治立場上，認同獨立的價值，另一方面，在左右的立場上，卻明顯與民進黨的投機性格不同。從 80 年代到現在，由於部分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有著社運的背景，或說，就算沒有社運背景，也不難發現這是一個政治市場區隔的可能選擇，因此，在民進黨內形成了一群與社運關係密切的政治人物群。值得說明的是，就目前看來，這群人並非屬於特定派系，彼此之間也沒有什麼革命情誼，更缺乏集體的政治主張、綱領與目標，只是單打獨鬥的政治人物而已。
但是，這個現象與 80 年代末期完全不同，當年的新潮流是個具有理念論述的政治派系。而從阿扁上台後，這種具有政治論述的派系狀況就逐漸消失了。換句話說，當前民進黨內關心社運的個別政治人物，與社運之間的關係，並沒有任何政治目標、主張、乃至行動戰略上的相互聯繫。如果說「黨內造黨」具有任何的可行性，那是在過去的政治狀況下才有討論的意義；在當前，社會運動持續維持著與這群人的關係，就只能是在特定議題的戰鬥中相互支援，但卻走不出自己的政治力量。問題在於，若社運沒有政治上自主的願景，面對民進黨的投機性，將永恆的處於尷尬之中。就像在眷村中流行的自我譏諷「泛藍永遠可以對不起眷村」一般，「民進黨永遠可以對不起社運」。哦，反正你也找不到其他政治力量的支援。就好像眷村可以選擇國民黨、親民黨或新黨，社運也可以選擇田秋瑾、林淑芬或陳節如。
團結工聯是脫離全產總的一些地方產總與自主工聯等工會組成的，脫離動作本身表達了對於全產總成為政治跳板的不耐。對於政治自主性的堅持，使得它執行了當年工委會走過的「等距外交」路線。其實，仔細觀察，他只有「等距」而無「外交」，而是「等距『批判』」－無情的批判，它沒有當年工委會「有奶便是娘」的風格，反倒是採取「有奶必有詐」的防禦性姿態，對於批判藍綠完全不假辭色。當然，對於勞工陣線以及相關的工會，團結工聯在言詞上也經常是不留情面。在統獨的光譜上，團結工聯並非沒有論述，它會強調：勞工認同與團結的意義絕對大於統獨的選項。在行動上，團結工聯會獨自舉辦活動，因為在社運自主性的堅持，與過去的工委會一樣，它始終保持著一個道德上的高位。雖然它強調要組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但是如何走這一步，卻缺乏實際的方法與飽滿的論述；另外一點是，在缺乏階級對抗傳統的台灣社會，想靠工會自己形成政治力量，可能性不高，但我們也看不到它積極的與其它社運團體交往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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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這兩條路線的比較，進一步來看政治轉化的問題。過去在民進黨尚未執政之前，勞工陣線曾經提出一個口號稱之為「工運社會化」。這可以從如下脈絡加以理解。
當年勞工陣線與新潮流系在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上互相支援，總體而言，走的是新潮流系提出的「社運政治化、政運社會化」的戰略。從左傾的社會運動角度來看，除非政治運動具有左翼的性質，否則社運如何向右翼的政治轉化？當然，當年存在過的社會民主論述，與社運的確是有可能相容的；只是，歷史卻顯示，這個戰略被以台灣獨立為目標的民族主義動員「吃掉了」。這當然令社運的力量被民族主義的緊箍咒壓縮，也讓乘著這股民族主義運動上升的民進黨始終缺乏左右立場的意涵。話說回來，這個社會民主的政運與社運相援戰略，雖是受到限制，倒也不全是假，而過去也的確發展出一些有意義的論述。基本上來說，與激進的社會主義不同，社會民主論述是分配的角度（而非推翻私有制的革命角度）切入來論述社會正義，諸如：稅收的公平性、以及各種社會福利、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平等。從社會民主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比較會關注人口結構、收入的公平性、不同階層的人們需要的福利措施以及應有的義務。社會民主論述的問題在於，受到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它比較不會看到「一國範圍內的經濟分配」之外的議題。好比說，移工、新移民甚至是外國留學生的社會福利問題，[7]
雖應當也是社會民主分配政治的一環，但因其內在包含著更多認同政治的層次，始終在社會民主的論述中難以成形，甚至可能成為社會民主的受害者（歐洲諸國皆有「外來
人口分掉本國社會福利資源」的政治訴求），這類邊緣人無法在這個（具有台灣特色的）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範疇、以國家（state）作為核心行動者的論述之中佔有一席之地；這倒不是說社會民主論述本身是個「過氣」的政治社會論述，而是透過描述它理論於此地的邊界，呈現它有與時並進的必要。
無論如何，受到民族主義動員壓縮的社會民主論述，仍然在工運圈具有影響力，這可以從「工運社會化」訴求中看出。理論上看待工運（或是階級運動）有三個不同的政治意涵：第一，它當然是分配政治的主要戰線。討論的核心是廣義的勞動條件（包含福利、醫療…等等）。第二、它是認同政治的一環。討論的是作為勞動者如何看待自己與技術、看待其它競爭中的（同或不同國籍的）勞動者、如何超越異化勞動（有尊嚴的勞動與生活）、如何參與勞動過程、如何自我培力與改造社會。這在運動現場上經常出現的議題，卻很少被政治化。第三、它是身體政治的一環。討論的是在這個資本主義的人肉市場中的工傷職災、工安與環保的議題。這一點在台灣其實非常薄弱，也沒有政治化。
那麼，「工運社會化」的主要企圖便是把力量集中在第一點上，而不是第二與第三點。換句話說，它是希望把勞動者的分配正義問題，成為社會所有人都能直接關注的焦點，而不是去談論其他的政治形式。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從政治運動出發，其焦點是（受到民族主義壓縮的）社會民主論述之下的分配問題；而從勞工運動這邊，則透過「工運社會化」將「廣義的階級議題」限縮到「分配正義」上，這樣雙方就完成了政運與社運相援戰略，在論述層次上的接軌。[8]
有意思的是，民進黨黨內的社會民主陣營－新潮流系，已經在 2000 年後無法維持這個政治論述的存在了，它在意識上幾乎是盤散沙。然則，社運部門卻完全承擔了當年政運與社運相援戰略的所有責任。就像是「黨內造黨」的條件已經完全不存在了，社運卻還是保持著與民進黨特定政治人物的緊密關係。
政治更迭，時代變遷，人們總多少留些歷史的殘餘。而這是何等不協調的風景啊：民進黨內早就沒有了社會民主的陣營，但工運卻把過去的歷史濃縮成為自己的任務，它做的明明是一個社會民主黨智庫該做的事，但民進黨卻不過是個投機客，現實上黨內又根本沒有這條路線的存在。於是，它既影響不了黨的走向，更沒有黨內造黨的可能，看起來明明只能向著社會喊話，號召群眾，自立自強，組成政黨以自主發展，但卻又持續與民進黨特定的政治人物緊密相關。這有時候讓人看不出到底它企圖何在？
話說回來，那些政治人物個別來看，確然才華出眾，但作為黨內散鳥，她們並沒有能耐能夠承受社會民主論述的重擔，也沒有掌握群眾潛能的政治能力。結果如何？這些論述與群眾的潛力總是被民進黨輕輕的消費掉，在它手上，左右的爭議最好變成中國與台灣的問題，若這般瞎弄不太有效，它就把本質問題變成是技術問題來處理；我們不是已經不止一遍的看見，每當社運提出有意義的論述時，它就一個個的消費掉，一個個議題便依序的喪送在如此投機政黨的手中（最近的證所稅一案，民進黨不就消費掉了這個議題嗎）。這絕非左翼所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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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工聯似乎是傳承了工委會當年的戰略「等距外交」。如前所述，工聯成立的目標是為了對抗全產總的「跳板化」，主要成員也是從全產總出會的會員工會，因此，它的焦點便是批判工運力量成為政黨附庸。當然，在 2007 年的這個時間點上，戒嚴時代一向為國民黨控制的全國總工會，因為其理事長是非國民黨（親民黨）的不分區立委的關係，也因為泛藍在野的關係，也意外的與工運交往之中。工聯看到的圖像是這樣的：一邊是民進黨的附庸，一邊則是泛藍立委主持的全總，另外，尚有許多獨立的大工會不願意成為藍綠的附屬品，而選擇了運動上的靜止。作為一個堅持工運主體性的聯盟，它當然高舉批判政治附屬的大旗，等距批判。
但是他相對於工委會的「有奶便是娘」，卻是個防禦性的退縮。工委會夠性格的跨越了民進黨的界線，宣稱可以大方的接受國民黨的資源，但工聯卻拒絕這個作法。理論上來說，如果兩邊通吃，自然無礙於自主力量。然則，工運又有何本領能夠左右逢源呢？與國民黨發展關係的結果，卻被認為是種政黨的選擇。這一點工聯倒是很清楚的退到防禦性的位置上來自我保護，所謂「有奶必有詐」：推的再遠一點，與政黨關係良好的工會與社團自然也好不到哪裡去；說到最遠，工聯大概也非常不願意參與與官方沾上邊的任何行動，最好在行動初期就決裂以明志。
無論如何，在如此的宣稱之後，團結工聯所能做的便是建立自主的政治力量了。這得從解嚴之後，台灣左翼組黨與參選的諸多經驗來檢討。一般以為，在藍綠壟斷政治的狀態之下，直接組黨無異於自毀，個別的參選又受限於財力、人力等資源，經驗上都難以成功。當然，在有很好的突破點時，也未必難以出線：勞動黨高偉凱在竹北的勝選便是個極好的例子。這裡所謂好的突破點指的是：這是地方議員選舉，是複數選區，而非單一選區。再者，高偉凱條件出色，又在地方長期耕耘勞工服務，加上選區有許多的外來人口，無法為傳統地方派系所壟斷。其實，這些條件一方面非常像是傳統地方政治人物出身的方式：在地服務，因此建立了地方的組織系統。在這個例子裡，則完全是勞工服務，也因此區隔了其它的地方派系；另一方面，則是靠著個人才華、形象與選舉過程中的努力，獲得無法為派系掌握的游離票源。
這個政治突破能走多遠、是轉譯給運動恰當的政治資源、還是把運動帶向侍從主義的傳統政治格局…等問題，當然目前無法簡單的評估。倒是這個突破建立了一個理解的基準，讓我們看到過去參選失敗的真正原因：要不缺乏從在地服務所建立來的組織體系，便是缺乏個人條件；要不面對著單一選區藍綠對決，就是傳統地方派系壟斷之區。
團結工聯無法以這種方式在政治上突破，這並非區域工會聯盟之所長，其技術也非簡單的鍛鍊即可上手。它唯一的方式只有持續的深耕議題，把階級與工運的議題極大化，才有可能產生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如前所述，理論上看待階級議題有三個不同的「政治」意涵：分配政治、認同政治與身體政治。這種說法並非是傳統左翼所熟悉的語彙，特別是從分配政治擴大到涵蓋了認同政治與身體政治這件事，比較是 90 年代以後的用法。而左翼論述從傳統的分配政治到認同與身體政治的轉變，得從西方 60 年代說起。
60 年代開始，西方左翼遇上理論與現實的雙重問題。現實上，非階級的運動正在上升，勞工甚至是相對保守的。1968 年的風潮席捲全球，但這是學生運動，不管如何講，它就不是階級運動。若從女性主義來看左派，恐怕會嘲諷的說：咱們好比是「不愉快的婚姻」關係了。而環保運動迅速上升，環境保護表面上經常與勞工工作權相互牴觸，另外，社會爭議的焦點經常來自於少數族群的民權運動...。這在傳統討論分配政治的理論裡，不僅無法解決，甚至經常是看不見的。假使從女性主義運動（或環保運動）的主體來看，父權體制（或人類對於自然的剝削）的歷史其實超越了階級壓迫，這個壓迫性質不會因為資本主義的消失而消失，她是一條完全獨立的對抗線索。同理，其它類的社會運動也有相同的分析。傳統左翼的論述基本上已經無法涵蓋新的運動狀態，甚至我們可以這麼說：「社會運動」一詞的出現，已經宣告了「階級鬥爭」代表社會前進核心這件事，已經崩解。在分析上，社會壓迫形式不再具有中心、單一的圖像，而是多元、複數的存在，雖然諸壓迫彼此相關，但卻無法相互化約。因此，勞工運動只是眾多運動的一支而已，雖然因為歷史的因素，它仍然比較大支。
幾十年來，這個翻轉已經成為西方世界社運行動者的理論語言了（但有些非西方國家並非如此：如菲律賓），當代所謂左翼，進步的抵抗運動，也言必稱性別、階級與種族…等等「複數又同時存在」的壓迫關係。與社運並進，學界也有所謂的「社會運動理論」課目出現。於是，針對不同領域、不同問題（原住民、女性、農民運動、環保運動、勞工運動、公衛運動、媒體改造運動、兒童權、年齡歧視…），出現了理論的分析與實踐，從而開展出蓬勃的抵抗火花。然而，在知識上，社會運動研究卻進入了西方學圈中一種談論「集體行動」的學門，特別在美國，這類形式主義化的社運研究，令運動本身具有的活力陷入泥沼。這類的社會運動研究從庸俗的「資源動員論」到所謂「意義構框論」，企圖發展出一般社運的「形式分析」，卻失去了這個詞的具體歷史指涉，忽略了其起源：「社運」是企圖解釋抵抗行動，從獨尊階級運動，到之後多樣且歧異的真實面貌；「社會運動理論」對於運動的變遷之於特定的社會、歷史交錯的現實關係，幾乎完全忽略；於此，在庸俗實證主義的影響下，社會運動研究便成為社會學教科書中所謂的「集體行動」而已。
一方面，在現實世界裡，社會運動不斷的多元分裂，另一方面，在知識上，社運為庸俗的形式分析所佔據。左翼不僅失卻了改造世界的正統性，也同時失去在理論分析上的尖銳性。在現實與理論的夾擊下，左翼出現了另外一種分析，強調要看社運之間的「相連面」。這個取向承認了社會分殊的歧異性，但是仍然不放棄一種團結的企圖。只是團結不再是團結在階級運動之「下」，而是平等的聯盟，是相互看見差異之後的民主合作。而這類理論工作內在的情感結構，基本上仍是屬於左翼的，或放大來說，是反資本主義的人士在努力實踐的。從兩百年前開始，它一直是對抗當代社會的主力，它仍保有全面翻轉世界的志氣。結盟的企圖當中，做的特別出色的，便是「紅綠聯盟」。當然，性別、族群、環保、農運…等領域，由於缺乏這種歷史感情，對於社運之間的聯盟，比較不在意，覺得可有可無，也不認為這是重要的事。
但是聯盟不能只是一種姿態，必須建立在理論分析上的可能，以及各個運動現實上皆出現的感受。由此，新的政治哲學家從勞工運動（以及其它運動）裡頭重新看到了它本身已經統攝的諸多領域。對比與女性主義運動與族群平等運動的核心「認同」，左翼也發展出勞工運動內在的認同層次。事實上，對於異化勞動、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一直是左翼的核心觀點之一，也由此延伸出「勞工如何重新看到自己作為人的尊嚴」、「如何認同其它勞動者」的運動內涵。這些也許被歸類在文化行動的範疇，或者成為情感動員時的工具，但無論如何，這類對於自身被污名化、物化、客體化的抵抗，建立自身存在價值的努力，與族群平等運動、女性主義運動、身心障礙權利運動、同志運動、移民/工運動…等等認同政治密切的關聯在一起。換個方式說，「尊嚴而平等的對待」這個口號，能夠套用到多遠的運動場景上，勞工運動的連結範圍就有多遠。
其實，反過來說，認同政治領域的諸多運動內在也包含了分配政治的面向。這甚至無需理論的分析就可以在經驗上看到，相對於漢人，台灣原住民作為一個集體，處於整個社經資源分配的底層。女性之於男性的政治經濟地位、同志婚姻在各種經濟權利的被剝奪…等等議題，我們可以看到分配政治與認同政治在分析上雖然可以區別，但是卻都存在於個別運動之中。聯盟，因此不是一種純粹的心願，而是理論分析之後的必要。
相同的，身體政治也是如此。好比說，工傷運動雖然在現實上處於工運的邊緣，但是它卻與諸多運動旨趣相合，特別是與環保運動、進步的公衛運動、身心障礙權利運動、以及病患權利運動。事實上，美國近幾年發展出來的環境乳癌運動就提供了我們理解的範例：她挑戰了公衛領域裡頭的個人（基因）致病論，把焦點對準環境污染，也對準女性罹患乳癌時的不當醫療：她因此既是婦女運動、環保運動、病患權益運動、甚至也是科學知識的民主化運動（許多進步的公衛學家從此養成）。從這個例子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加諸於人們肉體上的壓迫形式，可以從工廠的勞動控制、諸多有害的勞動環境、到日常環境的汙染、乃至於父權結構、以及各種（譬如醫療）知識帶給身體的規訓；從這些線索開展而出的不同運動，能夠被集合在身體政治的範疇之中。
從理論層次上說，固然，各種壓迫都有自己的歷史，不同的政治形式都有自己的目標，然則，這些歷史與目標卻都在各個運動現實中相連結。想要根本的解決壓迫的問題，如果不去關連到其它的政治面向，在理論上也難以自我圓滿。亦即，雖然開始於分散的運動狀態，其實這類的政治分析是為了走向團結。
而社運之間的團結，在台灣的歷史發展上有更特別的脈絡與意義。過去國民黨的威權統合主義式的統治，社會各個面向（工廠、學校、婦女、社區、農村、原住民）皆被逐層的吸納與控制在政權之下，這使得解嚴之後的社運對抗形式，很容易在「對抗國民黨」這個議題上團結在一起。這也使得台灣的社會運動，很容易為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後來內涵逐漸轉變成為台灣獨立運動）所收編。從這個角度來講，新潮流系的「政運社會化、社運政治化」也是收編社運的策略。這個特殊的歷史情境，台灣各種社會運動之間的團結與分裂的問題，並非如同西方社運一般沿著「階級作為歷史本質與否」的辯論而開展，倒是沿著政治上的「獨與非獨」的問題而來的。
這個狀況要到民進黨執政後才逐漸有所變化，社運與政運的關係開始重新被思考與對待。過去被政治吸納的社運，開始開展出新的結盟形式，不再那麼受限於政治運動的影響力，亦即，當過去那種（因政治而）團結的狀態被打破後，新的團結形式就可能浮現。像是樂生保留運動這種特定的社運議題，所打造出來的分散結盟的團結形式。設想，這若發生在 90 年代很可能會受到「獨與不獨」的干擾，以及政治運動的吸納問題，但是在 2006 到 2007 年的台灣，反倒沒有人在擔心這個問題。
總結來看，勞工運動在台灣，本來就不像在西方一樣具有某種「盟主」的地位，因此各種運動對於工運也不存在歷史上的敵意與尷尬。台灣的社運力量被統合之地，過去來自於民進黨的政治運動，而自從民進黨執政之後，這個狀況也已經逐漸消失，雖然民進黨現在還不斷的吃社運豆腐。於是乎，社運發展到一個新的處境：鬆散而多元，結盟成為短暫的狀態。若此風格發展到極端，連個別組織內部的關係都變得不集中，好比說因樂生保留而暫時出現的組織－樂青，其內部的分散狀態，並非偶然，而是與此時代的社運風格一致。2007 年前後，許多參與樂生運動的各路人馬，都曾或多或少的表達了這種焦慮，然則，這個焦慮應當要投射到整體社運來說才是，對於樂青某種「無政府狀態」的意見，恰好該當成是對整個社運的責難才是。
無論如何，從分析上來說，各種社運要能夠全面的解決自身的壓迫關係，便同時牽涉到不同的政治領域，並沒有一種運動能夠獨立的完成自己的目標。從這個角度來看團結工聯，它在自我壯大的前提之下，只能透過勞工的議題集大化，這也意味著，它必須同時在分配政治、認同政治、身體政治上下手，它必須同時與族群平等運動、女性主義運動、移民/工運動、身心障礙權利運動、同志運動、環保運動、病患權益運動…等不同的運動緊密的關聯在一起。團結工聯對於政黨附庸的防禦風格，如果無法同時在社運聯盟上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那又該如何達成政治力量壯大的政治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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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會（到火盟，到人民老大）是台灣最特殊的一個左翼運動傳承，它的發展又極為特別，很值得仔細的分析。它的組織型態嚴密而有效率，在論述上也非常具有一致性；就組織嚴密與論述一致性這兩點來說，比起其他的團體在程度上最為接近先鋒隊—它是一個從 80 年代到現在最為完整的運動組織。這個系統是從階級運動出身的，成員大多在各層級的工會工作，也延伸出不同的領域：妓權、移工、新移民、工傷、音樂…乃至於其它底層團體。它基本上關心團結與全面性的革命問題，同時又理解各種運動之間的不可化約性，既有實際的組織經驗，又有理論的思考。
如前所述，解嚴後，工委會與勞工陣線之間路線的對抗，在於前者批判後者把工運變成是新潮流系的附屬。它提出的等距外交、有奶便是娘，高舉工運政治自主突破的立場。這個基本策略使得它雖然無法快速膨脹，但也一直能夠吸引有理想的青年投入，穩定的壯大。這個完全自立自強的策略，比起後來的團結工聯更為前進一點的是：它在運動上的主動與積極性；當然，因為工委會是知識分子組成的工運團體，而非基層工會組成的聯盟，不論是在思想上或行動操作上，都比較靈活。「有奶便是娘」的策略正是如此，它主動的在不同領域發展出工運相關的議題與團體，甚至已經隱約可以辨認出一個進步社運聯盟的雛形。其中，早期的（1995 年左右）經典之作是「粉領聯盟」的成立，以及它操作的議題「禁孕/婚條款」，這個議題既可以看成是女性主義的運動，也是勞工運動的一支；若從現在的角度來理解，更是青年運動的一環。
往各個領域壯大的力量，集中在先鋒隊的組織內，對外，則在每年的秋鬥中展現集體的成果。雖然，過去的秋鬥是以工運為主，但同時也呈現了個別社運部門的發展。這條雖緩慢，但持續前進的路線在民進黨上台之後，因應著台灣高度的政治對立情勢，突然「加速」的轉向政治意識的提升。也許是「廢票運動」開始的吧。「廢票運動」其實很難解釋為是自主公民的成功，但也很難說是失敗，就像所有投票行為的詮釋，大約只是臆測而已。但是這個「不成不敗」，卻成為工委會上升到新的政治旗幟「人民老大」的前進動力。
人民老大選舉方法其背後的理念是：每一個人都是「公民」的存在（citizenship），要對自己的政治選擇負責，參選者只是代理人而已。因此，透過契約，公民具有控制代理人的權力，甚至可以剝奪代理人的職權。這個理想與台灣的政治現實差距甚遠，代理人都是老大，公民又在何方？其實，在全球範圍內，又有那個社會，人民是真正的老大？這真是一帖猛藥。結果如人們所見：具有實驗性，但卻無法引起社會的討論。能否直接引起共鳴，倒是另外一回事，真正關鍵的是：它在論述的層次上無法與它自己社運聯盟的路線相容。
各個團體既是從特定議題出發的對抗，它所關注的領域也大不相同，運動者固然具有模塑論述方向的能力，但也必須依靠著現實的社會文化而定。不同運動的團結，無法建立在一個抽象的概念上，而必須建立在從自己議題深挖下去，逐步合作之後，浮現出來的穩定見解。舉例來說，工傷者當然首先會要求賠償、補償、老闆認錯，但若要在策略上以修法、或提出自己版本的法案為運動方向，可能要等上幾年才有這種條件。若要更進一步看到是什麼制度與結構力量阻礙進步社會的追求，那也許更要花上許多的時間。若要從這種認識出發，看到其它運動也在這裡面經驗苦難，就更艱難了。而要再從這個基礎上出發，看到自己作為一個公民，承擔的社會政治的責任，那真不是容易可以達成的事了。
公民本來便是極為抽象的概念，在當代社會中公民不過是個空殼子，誰來說都不同。當代中產階級認為公民便是納稅人（某種意義上的消費者），國族主義者認為公民非得是本國籍的國民，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公民應當具有社會相互連帶的責任，兩百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時期，肯貢獻社會一己之力的各式人種都是法國的新公民。那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公民這個概念無法面對錯綜複雜的社會壓迫形式，這個空殼子的內容必須要由不同的社會抵抗來填充。換句話說，公共性在當代社會中是經過自身在諸多社會階級與身分的參與經驗養成的，它從來就不是監看立院這類形式主義的參與所能成就的。世界上沒有一個空間，命名為「自由」之後，它就自己解放了，也不會因為命名為「公共空間」，就會出現公共性。相同的，把人動員來了「公共空間」，他們當然不會自己就成為公民，很可能只是媒體影像影響下的當代飄泊客。火盟 2005 年的「不滿族 777」行動，背後的想像正是如此：在中正廟廣場前，讓公民現身。但這些都是個什麼樣的公民？工人嗎？又是處於什麼位置的人？這種召喚似乎過於空洞。
原先存在於各個社運領域的工作者，現在轉向公民意識的提升。但是這種公民意識無法與社運接軌，反倒是出現極大的落差。這是為什麼人民老大最近兩次（2010年五都、2012 年立委）參選，要強調不同團體的不同議題：算帳團、開開團、不合格公民參政團…等，以企圖把社運的脈絡與力量接回來。只是這種過度拉高的政治形式留下太大的空白。
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說，傳統左翼在分析上強調了資本主義社會乃是階級分化對立的歷史結果，因此把改造社會的力量放在勞動、階級等議題上，而不是「公民」上，公民是一種未來式。在遙遠的過去的過去，在封建時代更前面的那個奴隸時代，的確是存在著「公民」的，但那是以大量的奴隸生產為支撐的社會，雖然那種公民的的確確擁有可以整日辯論國事、關心公共議題，民主參與決策的條件。但也只有那個時代才是如此。現代公民概念的虛偽性不就在於此嗎？什麼時候一個被工作折磨到晚上的一般人，可以擁有這種條件？大部分的人，作為勞動者，就只剩下下班之後一點零碎的時間去當個「抽象公民」而已，對於他們而言，恐怕最應當被建立的起來的，不是他們的「公民意識」，不是他們對於「國事」憤懣，而是論述上可以完整解釋他們具體感受到的壓迫經驗。傳統左翼理想中的公民（可以勞動、可以思想、可以文學的那一種），得在將來的社會才能出現，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只是提供了超越的條件，讓我們得以從物質貧困的桎梏中解脫，全面的擁有奴隸時代片面的公民身分；然而，我們現在就要透過選舉把這種理想公民召喚出來，是否過於樂觀？話說回來，從這個角度上來看，2008 年曾經出現過的「綠（黨）火（盟）合」
也不是偶然，綠黨也是企圖透過召喚「公民」，來達成社運參政的目標的。公民這個概念說到底，並沒有真正召喚出什麼，倒是社運為它入迷，被它所召喚，從而把社運的政治轉化託付給如此空無的概念。
8
社會運動從 80 年代算起，也走了 30 年了，它是推動台灣社會唯一的進步力量。
表面上看來，雖然社運個別的力量仍然微弱，然而，當這些社運串連在一起時，它所具有的力量卻非常巨大。這不單純是因為上街頭的規模，而是在於它在論述上的進步性與擴散性，以及掌握到社會上關鍵的議題。從 2007 年的樂生運動開始，我們不定時的會看到這種意外的串連，以及它所具有的政治力量，像是大埔事件引發的農運與反國光石化的匯流正是如此。社會運動不能妄自菲薄，它已經具有能夠搖撼特定政策的力量了。其實，若我們細看，社運中的人才比起兩大政黨，不知優越幾倍？社運像是成長中的巨人，還不懂得有節有度的發力，只能意外的揮出重拳。它的問題不在於本身的潛力，而在於整體組織上的鬆散，與對於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抱持著一種負面的自我滿足。如果它能克服這一點，要成為改變政策的穩定力量，甚至與泛藍、泛綠三分勢力，又有何難？
社運整體組織的鬆散與差異，得透過不同方式加以改變。首先，親綠的社運如果能夠從歷史上來分析過去路線與當前情勢的轉變，將會看到除非有建立自主政治力量的企圖與行動，否則對於社會民主議題的發展與社會的改變，助益不太，甚至大部分會被民進黨給消費掉。這對長期參與社運的人來看，不僅可惜可嘆，甚至是難以接受。另外，受到民族主義壓縮的社會民主論述，必須透過不同運動對它邊界的批判而推動它與時並進。第二，企圖建立自主政治力量的社運，如果能夠從本身的議題不斷深化與擴大，到最後不同的政治形式能從自己內部「滿溢」（spill over）出來，從而連結到不同的社會運動，社運聯盟將能更穩定的出現。當有一天，社運聯盟透過公開動員的方式，共同提出不同領域的社會進步綱領，而將政治轉化的力量整合在一起時，它就轉變成為準政黨的形式了。第三，處於人民老大參選情境中的運動者，如果能夠檢討這條路線的過度跳躍性，重新對準社運聯盟的企圖，並且在論述上看到不同政治形式之間各自的有限性，各自的歷史限制，那麼，它本身所積聚的不同運動領域的經驗，將能最大化其作用，並且擴張到更多的團體之中。
2011 年的民進黨內的不分區立委提名中，我們看到了銀行員工會尋求政治突破的個案，甚至全產總最後也陪玩了一陣子。最後工會不僅被民進黨吃了豆腐，還讓外界對工會的立場產生懷疑。2012 年的立委選舉，人民老大比起之前，更為奮力的拉近了公民與社運的關係，結果卻依然不如預期。2012 年的五一勞動節，走自己的路的團結工聯，號召了眾多的工會上街頭，並且加入了醫護與教育的生力軍，活動本身極為成功，但它其實僅動員了台灣社運力量的十分之一而已。
社運力量的政治轉化是否會永恆的處於這種組織的鬆散之中呢？雖然，我們不知道要等上多少年，新的團結形式才可能出現，也不知道社運什麼時候才能夠不昧於自己對這個社會的責任，真正成為政治上的巨人；然則，我們知道，老老實實的面對過去發展的歷史，從理論與現實兩邊同時出發進行分析，才是建立各種可能性的第一步。
[1] 同志運動的彩虹遊行這幾年聲勢壯大，也許可以視為另外一個上升的運動。但這得與工運的政策影響力比較，才能看清楚它的政治力量。
[2] 雖然勞工運動的力量強大，但是婦女運動卻是在「政策的改變」層次上，取得最大成果的社會運動，特別是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婦運採取的「性別主流化」策略之後。但是政策的改變不代表性別權力關係本身的改變。無論如何，這個論點還需要更多的著墨。
[3] 工運或說階級議題的這個優勢，在年輕一代中其實已經看不見了。
[4] 從勞工陣線分裂開來的紅燈派，在 90 年代中期，曾經嚴厲過批判勞工陣線黨內造黨路線的虛假性，並強調建立新的階級政黨才是台灣在地左翼的唯一道路。可惜的是，它只存在於當時：作為一個集體、有著集體的綱領與行動的政治力量，在與勞陣分裂沒多久後，就逐漸消失了。
[5] 這一點也不只是工運。各類社會運動或多或少都面對相同的問題。
[6] 今（2012）年改選後，希望新任的理事長切莫延續「向上流動」的傳統。
[7] 這些日子「陸生納健保」的議題應是社會民主論述的核心，雖然私下讀到一些從分配正義出發，支持「陸生納健保」的論述，但整體而言，這些論述都被民族主義的沸騰情緒給壓制住了，無法堂堂正正的出現。
[8] 這是後設分析。當然不是說政運與社運的雙方有意識的做這些事，真實狀況也許是在運動中經驗到這樣論述隱隱然符合相互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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