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做工的人》及其後續效應隨想

這幾天讀了林立青《做工的人》，然後看到這本書好像15刷大賣，我心裡就在想，營造業出身的工薪、承攬工程自營的勞工「識字」，會不會讓其他坐辦公室的勞工很驚訝呢？

不只是「識字」，還要會說故事，說得還比「不讀書」的記者們還要好，這更是讓兩千三百萬小寶寶都驚呆了！

人們會無知的「驚異」於有工地勞動者能夠把他們的故事寫的如此鉅細靡遺，讓人可以瞬入他們的世界，遺憾自己沒有「體驗」過這樣的生活，還能看點文字充充飢，「沒吃過豬肉起碼看過豬走路吧？」這句話在當代要倒過來說，多數人是沒看過豬走路，就像是工地工人的生活已經逐漸遠離多數受高等教育長大的民眾，才會如此的「驚異」。

也因此出現另外一位在工地勞動的工人鄭竣展，在臉書上發了篇動態，被獨立天下收錄（鄭竣展：旁觀他人之痛苦──我的苦難，不該是你的故事），他認為自己的苦難不該被林立青化作詩意的文字，然後讓他人來垂憐、悲憫、同情，工地工人的痛苦不該成為其他場域工人的感動。

Paul Willis在《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討論到工人階級的子女為何會子承父業，很關鍵的因素是在學校教育當中，他獲得了某種反的能動性，因而「看穿」，使他們對於中產階級出身的同學嗤之以鼻，覺得他們都是「書呆子」，搞不懂成為模範生的好處為何，畢竟模範生的標準也都是他們訂定的，跟工人階級的「小子們」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所以他們選擇中學畢業後就去車間工作，工作賺錢可以讓他們活得更好，可以泡妞、買車、結婚、生子，「書呆子」們還在汲汲營營的努力大學畢業、研究所畢業，好準備將來找份好工作的時候，「小子們」早就領先他們一步投入生產，這讓他們反倒是引以為傲，這是1970年代的英國的工人階級，體力勞動是理所當然的生活。

人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多少會遭到師長輩們勸誡，「好好念書，不然長大做工」，做工，不是指當勞工，成為一個受薪階級，而是指做粗工、工地、營造、清潔等在職業類別當中較為危險又沒人願意做的工作，多數的人在長大後都是在「服務業」打拚，做工廠、當農夫的人越來越少，跟整個都市化的傾向與產業需求有關係，而吹著冷氣的7-11店員就比在工地勞動的工人高尚？這倒是令人費解的部分，就像是替代役不應該去煎鍋貼，但可以到科技業賣肝寫程式，這是許多人眼中高低差的職業階序。

營造業工地的勞動條件很惡劣、當代的勞動現場很惡劣，大致上是林立青書中提到、鄭竣展文中也提及的那「連受高等教育的人都無法改變的體制」，而勞動現場的惡劣在各行各業皆然，對於習慣豢養慣老闆的社會，勞工居於弱勢，但彼此之間的「弱」，我倒覺得是「不可共量」，沒理由誰比誰更弱的問題，是平平都很弱。

勞動條件的惡劣需要集體力量去抗衡，工地工人在林立青書中多數像是一盤散沙，其實跟多數在辦公室吹冷氣，該產業無工會，成天被強迫無薪假、領低薪的工人相去不遠。工地工人高空危險作業無法符合公安標準，辦公室工人的加班無加班費、責任制工時無上限也是不符合標準，都是無法與資方抗衡的狀態。

每個悽慘的工人都會有自己的「小確幸」，工地工人可能是喝酒，好讓自己忘記身體的苦痛，辦公室工人可能就是去「買本看起來比自己慘的工人的書」，讓自己變得有點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優越感」，從「原來工人也會寫字」當中吸取感動的淚水，頻頻稱讚林立青是工地人類學家，然後轉頭對人類學家寫的工地生態不屑一顧，因為高等的學術規格很難懂。

寫作者的身分會影響觀者的想像，不知道多數人是怎麼思考寫作者的背景，或許真有少數人是以「寫作維生」，但多數的寫作者都有兼任多重身分，他可能是一個沒有勞保勞退的兼任教師月薪不到兩萬，只能靠寫書賺錢；也可能是年薪百萬的經理人，傳授經營祕訣，是個副業；還有專職寫勵志書的出版人，隱去其名，只是不斷地傳遞「正向能力」。也就是說，對於生活有感的人，在普遍識字的年代，都還能在Facebook、Twitter上發一兩句牢騷，內容也可以很文青，端看心得的深淺差異，以及引用的句子是否來自高深的書籍。

苦悶，有時可以是寫作的緣起，有些人在軍旅生活中寫作、有些人在流放異地時寫詩，這些都是常見的「紀錄文」，或許也都不具有積極的「行動性」，能夠藉著言說去改變現實生活，多數是記述心境、故事的文類，所以林立青也很坦然地在每篇的最後，都會導入一種寓言式的反轉，會突然從工地底層，升上頂端，有種看著這些工人的苦難很說不過去，但自己也很明白不是跟他們真正一夥的底層，這點我覺得可能是常覺得錯愕之處，有點像是往下看的悲憫視角，卻又無力改變的「慈悲」，「什麼也做不了」。

工作這回事，工地工人拿命去博，許多文案工人、廣告發想工人、行政助理工人等也是得拿腦力去換取創意、再用創意換點工薪，如此而已，熬夜想點子跟寫文案應該也是會爆肝死人吧！也是拿命去博，還不見得能拿工傷證明呢！

林立青的無能為力，跟鄭竣展眼中高等教育的人也無法翻轉自己為奴的狀態，應該要直接面對的是無論學歷高低、技術好壞，在當前的社會當中「工人群體」是被資本家打著玩，毫無招架之力，包商要砍成本就是縮減工人的日薪、企業要節省成本就是規避加班費，甚至連整個政府都陪著大包商、企業家們剝削勞工，一下子砍工人的國定假日，另一手又把工時調高，讓他們實質收入減少，企業有更多「減少人事支出」的獲利。

細節的去看都會像是工地工人的包商、轉包商在壓迫工人，就像是大企業中的人事部長在逼退員工，但實際上這些不同層級的壓迫，還都是受到上方管控的壓制結果，勞工（受薪者）內部互毆的狀況反而讓真正的獲益者沾沾自喜。

任何命定的悲苦，都是牢籠，把自己夾在只能低語呢喃的狀態，而無法邁進一步，反倒是卡在大老闆們「共體時艱」的框架當中，處處喊著大環境不好，工人也要相忍，最終忍到苦情悲憤，卻還是「無能為力」，這樣真的有在拚命一搏嗎？還是僅僅為了眼前的「小利」相忍，卻放掉了工人階級長遠的「大利」，不再與資本家進行實質的較量，僅剩對於失意工人的無盡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