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正午故事─中國最大的原創、長篇、非虛構寫作平臺。
正午故事編按：去年，我們曾發表過范雨素的文章《農民大哥》。范雨素是湖北人，來自襄陽市襄州區打夥村，44歲，初中畢業，在北京做育兒嫂。空閒時，她用紙筆寫了十萬字，是兩個家庭的真實故事。
她說，當育兒嫂很忙，若把這十萬字手稿整理出來敲進電腦，「要猴年馬月，我很忙，沒時間。」但她覺得，「活著就要做點和吃飯無關的事。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
她文筆輕盈，有種難以模仿的獨特幽默感，有時也有種強烈的力量噴薄而出。她像位人類學家，寫下村莊裡的、家族裡的、北京城郊的、高檔社區生活的故事，寫下對命運和尊嚴的想法。今天這篇文章，是她自己的故事。
我是范雨素
文／范雨素
1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
我是湖北襄陽人，12歲那年在老家開始做鄉村小學的民辦老師。如果我不離開老家，一直做下去，就會轉成正式教師。
我不能忍受在鄉下坐井觀天的枯燥日子，來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歲。
來北京以後，過得不順暢。主要因為我懶散，手腳不利索，笨。別人花半個小時幹完的活，我花三個小時也幹不完。手太笨了，比一般的人都笨。上飯館做服務員，我端著盤子上菜，愣會摔一跤，把盤子打碎。掙點錢只是能讓自己餓不死。
我在北京蹉跎了兩年，覺得自己是一個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個東北人結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
結婚短短五六年，生了兩個女兒。孩子父親的生意，越來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實在受不了家暴，便決定帶著兩個孩子回老家襄陽求助。那個男人沒有找我們。後來聽說他從滿洲里去了俄羅斯，現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頭了。
我回到了老家，告訴母親，以後我要獨自帶著兩個女兒生活了。
2
童年，我和小姐姐倆人腳對腳躺床上看小說。眼睛看累了，就說會兒閒話。我問姐姐：我們看了數不清的名人傳記，你最服的名人是哪個？小姐姐說：書上寫的名人都看不見，摸不著，我都不服氣，我最服的人是我們的小哥哥。
我聽了，心裡不以為然。是呀，書上的名人是看不見，摸不著。但我們生活中能看見摸著的人，我最服氣的是我的母親。小哥哥無非就是個神童罷了。
我的母親，叫張先芝，生於1936年7月20日。她在14歲那年，因能說會道，善幫人解決矛盾，被民主選舉為婦女主任。從1950年開始幹，執政了40年，比薩達姆、卡紮菲這些政壇硬漢子的在位時間都長。不過，這不是我服氣母親的原因。
母親只有幾歲的時候，偽爺（外祖父）把她許配給房子連房子的鄰居，就是我的父親，以後母親就能幫襯我的舅舅了。我的父親年輕時是個俊秀飄逸的人，可父母親的關係一點也不好，他們天天吵架。
從我記事起，我對父親的印象，就是一個大樹的影子，看得見，但沒有用。父親不說話，身體不好，也幹不了體力活。屋裡五個娃子，全靠母親一個人支撐。
我的母親是生在萬惡舊社會的農村婦女，沒有上過一天學。但我們兄妹五人的名字都是母親取的。母親給大哥哥起名范雲，小哥哥起名范飛。希望兩個兒子能成人中龍鳳，騰雲駕霧。母親給我們仨姐妹的名字起得隨意多了。大姐姐叫范桂人，意思是開桂花的時候成人形的。小姐姐是開梅花的時候生的，應該起名叫梅人，但梅人，諧音「黴人」，不吉利。媽媽就給她起名范梅花。我是最小的娃子，菊花開時生的，媽媽給我取名范菊人。十二歲那年，我看了當年最流行的言情小說《煙雨濛濛》，是瓊瑤阿姨寫的。便自作主張，改了名字，管自己叫范雨素。
大哥哥從小就有學習自主性，但沒有上學的天賦。每天夜裡，捨不得睡覺地學習，考了一年，沒考上大學，複讀了一年，還是沒考上。大哥哥生氣了，說不通過高考跳農門了。大哥哥要當個文學家跳農門。我們家是個很窮的人家，兩個姐姐的身體都有殘疾，長年累月看病，家裡窮得叮叮噹當響。可是因為大哥哥要當文學家，當文學家要投資的。大哥哥把家裡的稻穀麥子換成錢，錢再換成文學刊物、經典名著。沒有了糧食，我們全家都吃紅薯。幸運的是，媽媽的五個娃子沒有一個是餓死鬼托生的，也沒有一個娃子抗議吃得太差。
大哥哥又讀又寫了好幾年，沒有當成文學家。身上倒添了很濃的文人氣息，不修邊幅，張口之乎者也。像這樣的人，在村裡叫做「喝文的人」，像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一樣，是被人鄙視的。
但是，大哥哥和孔乙己有不一樣的地方，大哥哥有我們英勇的母親。因為母親的緣故，沒有人給大哥哥投來鄙視的目光。
母親口才很好，張嘴說話就有利口覆家邦的架式。她長期當媒人，在我們襄陽被人喊作「紅葉」。母親當紅葉不收一分錢，純粹是做好事，用現在的詞語叫志願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農村，家家都有好幾個娃子，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像母親這樣的人，是最受歡迎的人才。
大哥哥沒當成文學家，沒跳出農門，這不是要緊的事。但大哥哥需要結婚，這是大事。像大哥哥這樣類型的人，在村裡被人叫作文瘋子，說不上媳婦。可是我們有厲害的媽媽，她向來能把黑說白，能把大哥哥的缺點說成優點。憑著母親的凜凜威風，我們這窮得叮噹響的人家，給大哥哥找了一個如春天的洋槐花一般樸實的妻子。
結了婚的大哥哥依然迂腐。他對母親說，村官雖小，也是貪官污吏的一部分，他讓母親別當村官了，丟人現眼。那時候，我雖然年齡小，也覺得大哥哥逗，哪裡有每餐啃兩個紅薯的貪官污吏？
但是，母親什麼也不說，辭掉她做了四十年的村官。
大姐姐生下來五個月，發高燒，得了腦膜炎。當時交通不方便，母親讓跑得快的舅舅抱著大姐姐往四十裡外的襄陽城中心醫院跑。住上了院，也沒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不發燒了，智障了。
據母親說，是打針藥時下得太重了，大姐姐藥物中毒了。
大姐姐傻了，可母親從不放棄。母親相信自己能改變這個事實，她相信西醫，相信中醫，相信神醫，不放棄每一個渺茫的機會。經常有人來家裡報信，說哪個地方，有個人成仙了，靈了。母親便讓父親領著大姐姐討神符，求神水喝。討回來的神符燒成灰，就著神水，喝到大姐姐的肚子裡。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母親從來沒放棄過。
小姐姐的小兒麻痹症，一直治到12歲，腿開了刀，才慢慢好轉。
母親生了五個娃子，沒有一個省心。
3
曾經的我很膨脹。
我是母親年近四十歲生的唯一健康的小女兒。我的童年，母親忙得從來不管我。我在六七歲時，學會了自己看小說。這也不是值得誇耀的事，我的小姐姐和大表姐都能看一本本磚頭厚的書。童年唯一讓我感到自豪的事，就是我八歲時看懂一本豎版繁體字的《西遊記》，沒有一個人發現過，也沒有一個人表揚過我。我自己為自己自豪。
我那個年齡，很容易驕傲。我的成績一直是班上最好的。我上課時，從來沒聽過課，腦子裡把看過的小說自編自導一遍。一本叫《梅臘月》的小說，在我腦子裡導過一千遍。
我上小學的年代，文學刊物刊登得最多的是知青文學，裡面全是教人逃火車票，偷老鄉青菜，摘老鄉果子、打農戶看門的狗，燉狗肉吃的伎倆。
看這些小說，我感到一餐啃兩個紅薯的生活是多麼幸福呀。不用偷，不用搶，也沒有人打我，還有兩個紅薯吃，還能看閒書。少年的我，據此得出了一個道理：一個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滿足和幸福，那就是小說看得太少了。
我不光看知青文學，還看《魯賓遜漂流記》、《神秘島》、《孤星血淚》、《霧都孤兒》、《在人間》、《雷鋒叔叔的故事》、《歐陽海之歌》、《金光大道》。通過看小說，我對中國地理、世界地理、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瞭若指掌。只要報一個地名出來，我就知道在世界上哪個大洲。說一條河流出來，我能知道它流向地球上的哪一個大洋。
我十二歲了，我膨脹得要炸裂了。我在屋裡有空白的紙上，都寫上了「赤腳走天涯」。在十二歲那年的暑假，我不辭而別，南下去看大世界了。
選擇南下，是因為我在1982年的一本雜誌上，看見一個故事。北京有一個善人，專門收養流浪兒。她在冬天收養了一個流浪兒，那個孩子冬天睡在水泥管道裡，把腿凍壞，截肢了。我對這個故事印象深刻，知道如果去北京流浪，會把腿凍沒了。
我按照知青小說教我的七十二道伎倆，逃票去了海南島。那裡一年四季，鮮花盛開。馬路上有木瓜樹、椰子樹。躺在樹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膩了，就上垃圾桶裡找吃的。小說裡的主人公都是這樣生活的。頭髮很短，髒兮兮沒洗臉的我，看著像一個沒人理睬的流浪男孩。人販子辨認不出我的性別，也沒盯上我。
可這種日子會過膩的。沒有學校讀書，沒有小說看，也沒有母親。我在海南島上浪蕩了三個月，決定打道回府。一路逃票，回到了家鄉，回到了母親身旁。
一回到家，只有母親還用慈祥的眼神愛著我，父親和大哥哥對我恨之入骨，說我丟了他們的人。村裡，年長的族兄找到了母親，說我丟了整個范家的臉面，讓母親把我打一頓，趕出去。
這時候，十二歲的我清醒過來。在我們襄陽農村，兒娃子（男孩）離家出走幾天，再回來，是稀鬆平常的事。而一個娘娃子（女孩）只要離家出走，就相當於古典小說的私奔罪。在我們村裡，從來沒有女孩這麼做，我離家出走，成了德有傷、貽親羞的人。
我沒臉見人，也沒臉上學了。最關鍵的是，我也沒勇氣流浪了。怎麼活下去？活下去是硬道理。
母親並沒有拋棄我。這個時候，我的神童小哥哥已讀完大專，成了智商、情商雙高的人才，當了官。母親支使神童哥哥為十二歲的我謀了一份民辦老師的工作，讓我在一個偏遠的小學教書，安頓了我。
荏苒歲月頹。轉眼間，母親的孩子們全成了成年人了。母親為我的大姐姐求醫問藥了二十年，還是沒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在二十歲那一年，發了一次高燒，醫治無效，死了。
小姐姐長大後，成了鄉下中學教語文的老師。在學校教書時，小姐姐的才子男朋友去上海另覓前程了。腦子裡有一萬首古詩詞記憶體卡的小姐姐恨恨地說：「一字不識的人才有詩意。」小姐姐找了一個沒上過一天學的男文盲，草草地打發了自己。
大哥哥還在村裡種地，鋤頭、鐝頭、鐵鍁，把大哥哥要當文學家的理想打碎了。大哥哥現在只種地了，過著苦巴巴的日子。再也不搔首問天，感歎命運多舛。
少年得志的小哥哥，在40歲那年，迷上了賭博。可能因為官場運氣太好，小哥哥在賭場上只一個字，輸。輸錢的小哥哥借了高利貸。很快，還不起債了，他每天都在騰、挪、躲、閃著追債人。官也被撤了。
世態炎涼，小哥哥沒有朋友了，沒有親戚了。小哥哥在深夜裡，在漢江二橋上一遍遍徘徊。
這時候，母親站了出來，她一遍遍勸慰小哥哥。母親說四十歲的兒子，是個好娃子。這不是小哥哥的錯，是小哥哥當官的朋友把小哥哥教壞了。
母親說，對不起小哥哥，那時沒有讓年幼的小哥哥複讀一年。如果複讀了，考上了大城市裡的大學，到大城市當官，大城市的官員素質高，不會教壞小哥哥，小哥哥就成不了賭鬼了。母親說，人不死，債不爛，沒什麼好怕的，好好地活下去。有母親的愛，小哥哥堅強地活著。
4
我離開對我家暴、酗酒的男人，帶著兩個女兒回到襄陽，母親沒有異樣，只是沉著地說，不怕。但大哥哥馬上像躲瘟疫一樣，讓我趕緊走，別給他添麻煩了。
按照襄陽農村的傳統，成年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母親沒有幫助我的權力。母親是政治強者，但她不敢和中國五千年的三綱五常對抗。愛我的母親對我說，我的大娃子不上學了，不要緊，母親每天會求告老天爺，祈求老天爺給她一條生路。
這個時候，我已明白，我沒有家了。我們農村窮苦人家，糊口尚屬不易，親情當然淡薄。我並不怨恨大哥哥，但我已明白，我是生我養我的村莊的過客。我的兩個孩子更是無根的水中飄萍。這個世界上只有母親愛著我們了。
我帶著兩個孩子來到京城，做了育兒嫂，看護別人的孩子，每星期休一天。大女兒在東五環外的皮村，在出租屋裡看護小妹妹。
我運氣真好，我做育兒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潤富豪排行榜的土豪。男雇主的夫人生的兩個孩子，已是成年人了。我是給男雇主的如夫人看護嬰兒的。
男雇主的如夫人生了一兒一女，大兒子在國際學校上學前班，小女兒是剛三個月的小嬰兒。男雇主給大兒子雇了一個少林武校畢業的武術教練，在自己家蓋的寫字樓裡辟出了一塊三百個平方的場地，裝上了梅花樁，沙袋，單雙杠......給庶子一個人使用。除了學武，又找了一個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學霸，做家庭教師，包吃住，負責接送孩子，指導孩子寫作業，領著孩子去習武，還教六歲的孩子編程式。
我只負責三個月的小女嬰。小嬰兒睡覺不踏實，經常半夜三更醒來。我跟著起來給孩子餵奶粉，哄她入睡。這時，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兩個女兒。晚上，沒有媽媽陪著睡覺，她倆會做噩夢嗎？會哭？想著想著，潸然淚下。還好是半夜三更，沒人看見。
女雇主比男雇主小25歲。有時我半夜起來哄小嬰兒，會碰到女雇主畫好了精緻的妝容，坐在沙發上等她的老公回來。女雇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臉比那個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宮鬥劇裡的娘娘一樣，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嚴，伏地求食。可能是她的前生已受夠了苦，不作無用的奮鬥。
每每這時，我就會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還是大清帝國，還是社會主義新中國。可我沒有特異功能，我也沒有穿越過呀！
大女兒交了兩個同齡的不上學的朋友。一個叫丁建平，一個叫李京妮。丁建平來自甘肅天水，丁建平不上學是因為媽媽拋棄了爸爸，爸爸生氣。爸爸還說，公立學校不讓農民工的孩子上，上學只能到打工學校上，這樣的學校一學期換好幾個老師，教學品質差。反正上不成個器，就省點錢不上。
李京妮不上學，是因為她的爸爸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可還去騙李京妮的媽媽，生了李京妮。李京妮的媽媽發現受騙後，氣走了。也不要李京妮了，爸爸是個善良的人，沒有拋棄李京妮。可爸爸說，李京妮是個戶口也沒有的黑孩子，城裡的打工學校，都是沒辦學資格的黑學校，娃子們在裡面上，沒有教育部的學籍，回老家也不能上高中考大學。李京妮是黑人，沒必要再上這黑學籍的學校，來個雙料黑。
我心想，這倒楣催的教育部，誰定的這摧殘農民工娃子的政策呢？報紙上說，教育部這樣做，是為了不讓下面的學校虛報人數，冒領孩子的義務教學撥款。可教育部為什麼不彈劾吏治，非要折磨農民工的娃子？
有母親在求告老天爺，我的兩個孩子健康快樂地生長。三個大孩子一起看護一個小孩子，很輕鬆，孩子們每天都好得很。三個孩子，每天對著小女兒唱「我們的祖國像花園，花園的花朵真鮮豔」，唱得眉飛色舞，玩得歡天喜地。
5
我所居住的北京皮村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村子。中國人都知道，京郊農民戶戶都是千萬富翁，他們的房產老值錢了。土豪炫富都是炫車炫表，炫皮包，炫衣食。這些炫法，我們皮村都不屑。我們皮村群眾炫的是狗，比誰家養的狗多。我在皮村認識的工友郭福來是河北吳橋人，在皮村做建築工，住在工棚裡。皮村的一位村民，每天領著一支由十二隻狗組成的狗軍隊，去工棚巡視，羞辱住在工棚裡的農民工。郭福來冷冷地寫了一篇《皮村記狗》，發表在《北京文學》，表達農民工的心聲。
我的房東是皮村的前村委書記，相當於皮村下野的總統。房東是政治家，不屑養狗部隊，只養了兩條狗。一隻蘇格蘭牧羊犬，一隻藏獒。房東告訴我，蘇格蘭牧羊犬是世界上最聰明的狗，藏獒是世界上最勇猛的狗。最聰明的狗和最勇猛的狗組成聯盟，他們是天下無敵。我的孩子，住在皮村下野總統的府邸，享受著天下無敵手的安保，我和孩子都感到生活很幸福。
大女兒學會了看小說後，我陸陸續續去潘家園，和眾舊貨市場，廢品收購站，給大女兒買了一千多斤書。為啥買了這麼多呢？有兩個原因，一是論斤買太便宜，二是這些進過廢品收購站的書太新了，很多都沒有拆下塑封。一本書從來沒有人看過，跟一個人從沒有好好活過一樣，看著心疼。
我原來沒寫過文章，如今，我有時間就用紙筆寫長篇小說，寫我認識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學少，沒自信，寫這個是為滿足自己。長篇的名字，我想好了，叫《久別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像，都是真實的。藝術源於生活，當下的生活都是荒誕的。文章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考證。對這篇自娛的長篇小說，我總是想著寫得更好。
皮村「工友之家」文學小組開課，我聽了一年。那一年有空聽，是因為小女兒要看管，我在和皮村相鄰的尹各莊村找了份在打工學校教書的工作。打工學校工資低，是個人就要。一個月給一千六。後來，小女兒大點兒，可以獨立上學，獨立回家，獨立買食物。我就沒再教書了，去做育兒嫂，一個月給六千多，只每個星期回來看一次小女兒，沒再去工友之家了。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麻木，懦弱的人。我一直看報紙，不求甚解地閑看。如果把這幾十年的新聞連起來看，你會發現，在沒有農民工進城打工之前，就是約1990年之前，中國農村婦女的自殺率世界第一。一哭二鬧三上吊嘛。自從可以打工，報紙上說，農民女人不自殺了。可是又出現了一個奇葩詞彙，「無媽村」。農村女人不自殺了，都逃跑了。我在2000年看過一篇「野鴛鴦最易一拍兩散」的報導，講的是異地聯姻的農民工婚姻太脆弱了。逃跑的女人也是這樣異地聯姻的女人。
在北京這樣的城中村裡，這樣沒媽的農民工的孩子也很多。可能是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的緣故。我的大女兒交的兩個朋友，都是這樣的孩子。他們的命運基本上也是最慘的。
我的大女兒跟著電視裡的字幕，學認字，會看報看小說了。後來，大女兒在小妹妹不需要照顧後，在14歲那年，從做苦工開始，邊受苦，邊學會了多項手藝。她今年20歲，已成了年薪九萬的白領。相比較，同齡的丁建平、李京妮，因為沒有親人為他們求告老天爺，他們都變成了世界工廠的螺絲釘，流水線上的兵馬俑，過著提線木偶一樣的生活。
凡是養過貓，狗的人都知道，貓狗是怎麼護崽。同理，人是哺乳動物。拋棄孩子的女人都是捧著滴血的心在活。
6
我在多年的打工生活裡，發現自己不能相信別人了，和誰交往都是點頭之交，有時甚至害怕和人打招呼。我對照心理學書籍給自己治病，得的叫「社交恐懼症」，也叫「文明恐懼症」，一旦惡化，就成「抑鬱症」了。只有愛心才能治療。我想到母親對我的愛，這個世界上永遠只有母親愛著我，我每天都使勁這樣想，我的心理疾病沒有惡化。
今年，母親打電話告訴我，我們生產隊徵收土地，建鄭萬高鐵的火車停靠站。我和女兒還有大哥哥一家子戶口都在村裡，有土地。村裡征地，一畝地只給兩萬二千塊，不公平。隊長貼出告示，每家要派個維權代表，上政府告狀，爭取自己的利益。大哥哥也出門打工去了，我們家的代表只能母親來當。
母親告訴我，她跟著維權隊伍，去了鎮政府，縣政府，市政府。走到哪裡，都被維穩的年輕娃子們推推搡搡。維權隊伍裡，隊長六十歲，是隊伍裡年齡最小的，被維穩的年輕娃子們打斷了四根肋骨。母親八十一歲了，維穩的年輕人是有良心的，沒有推她，只是拽著胳膊，把母親拉開了，母親的胳膊被拽脫臼了。
一畝地，二萬二就全部買斷。人均地本來就很少，少數不會打工的人，怎麼活下去？沒有當權者願意想這些，沒有人願意想靈魂。神州大地的每個旮旮旯旯都是這樣，都認命了。
一想到在正月的寒風裡，八十一歲的老母親還在為她不成器的兒女爭取利益，為兒女奔走。我只能在這裡，寫下這篇文字，表達我的愧疚，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我能為母親做些什麼？母親是一個善良的人。童年，我們村裡的一大半人都找茬欺負我家房後那些因修丹江口水庫搬到我們村的鈞州移民。鈞州最出名的人叫陳世美，被包青天鍘了。鈞州城現在也沉到了水底。我的母親，作為這個村子裡的強者，金字塔尖上的人，經常出面阻止別人對移民的欺侮。在我成年後，我來到大城市求生，成為社會底層的弱者。作為農村強者的女兒，經常受到城裡人的白眼和欺侮。這時，我想：是不是人遇到比自己弱的人就欺負，能取得生理上的快感？或者是基因複製？從那時起，我有了一個念頭，我碰到每一個和我一樣的弱者，就向他們傳遞愛和尊嚴。
活著總要做點什麼吧？我是無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窮苦，我又能做點什麼呢！
我在北京的街頭，擁抱每一個身體有殘疾的流浪者；擁抱每一個精神有問題的病患者。我用擁抱傳遞母親的愛，回報母親的愛。
我的大女兒告訴我，她上班的文化公司，每天發一瓶匯源果汁。大女兒沒有喝飲料的習慣，每天下班後，她雙手捧著飲料，送給公司門口、在垃圾桶裡拾廢品的流浪奶奶。
——完——
文／范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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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
我是湖北襄陽人，12歲那年在老家開始做鄉村小學的民辦老師。如果我不離開老家，一直做下去，就會轉成正式教師。
我不能忍受在鄉下坐井觀天的枯燥日子，來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歲。
來北京以後，過得不順暢。主要因為我懶散，手腳不利索，笨。別人花半個小時幹完的活，我花三個小時也幹不完。手太笨了，比一般的人都笨。上飯館做服務員，我端著盤子上菜，愣會摔一跤，把盤子打碎。掙點錢只是能讓自己餓不死。
我在北京蹉跎了兩年，覺得自己是一個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個東北人結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
結婚短短五六年，生了兩個女兒。孩子父親的生意，越來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實在受不了家暴，便決定帶著兩個孩子回老家襄陽求助。那個男人沒有找我們。後來聽說他從滿洲里去了俄羅斯，現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頭了。
我回到了老家，告訴母親，以後我要獨自帶著兩個女兒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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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我和小姐姐倆人腳對腳躺床上看小說。眼睛看累了，就說會兒閒話。我問姐姐：我們看了數不清的名人傳記，你最服的名人是哪個？小姐姐說：書上寫的名人都看不見，摸不著，我都不服氣，我最服的人是我們的小哥哥。
我聽了，心裡不以為然。是呀，書上的名人是看不見，摸不著。但我們生活中能看見摸著的人，我最服氣的是我的母親。小哥哥無非就是個神童罷了。
我的母親，叫張先芝，生於1936年7月20日。她在14歲那年，因能說會道，善幫人解決矛盾，被民主選舉為婦女主任。從1950年開始幹，執政了40年，比薩達姆、卡紮菲這些政壇硬漢子的在位時間都長。不過，這不是我服氣母親的原因。
母親只有幾歲的時候，偽爺（外祖父）把她許配給房子連房子的鄰居，就是我的父親，以後母親就能幫襯我的舅舅了。我的父親年輕時是個俊秀飄逸的人，可父母親的關係一點也不好，他們天天吵架。
從我記事起，我對父親的印象，就是一個大樹的影子，看得見，但沒有用。父親不說話，身體不好，也幹不了體力活。屋裡五個娃子，全靠母親一個人支撐。
我的母親是生在萬惡舊社會的農村婦女，沒有上過一天學。但我們兄妹五人的名字都是母親取的。母親給大哥哥起名范雲，小哥哥起名范飛。希望兩個兒子能成人中龍鳳，騰雲駕霧。母親給我們仨姐妹的名字起得隨意多了。大姐姐叫范桂人，意思是開桂花的時候成人形的。小姐姐是開梅花的時候生的，應該起名叫梅人，但梅人，諧音「黴人」，不吉利。媽媽就給她起名范梅花。我是最小的娃子，菊花開時生的，媽媽給我取名范菊人。十二歲那年，我看了當年最流行的言情小說《煙雨濛濛》，是瓊瑤阿姨寫的。便自作主張，改了名字，管自己叫范雨素。
大哥哥從小就有學習自主性，但沒有上學的天賦。每天夜裡，捨不得睡覺地學習，考了一年，沒考上大學，複讀了一年，還是沒考上。大哥哥生氣了，說不通過高考跳農門了。大哥哥要當個文學家跳農門。我們家是個很窮的人家，兩個姐姐的身體都有殘疾，長年累月看病，家裡窮得叮叮噹當響。可是因為大哥哥要當文學家，當文學家要投資的。大哥哥把家裡的稻穀麥子換成錢，錢再換成文學刊物、經典名著。沒有了糧食，我們全家都吃紅薯。幸運的是，媽媽的五個娃子沒有一個是餓死鬼托生的，也沒有一個娃子抗議吃得太差。
大哥哥又讀又寫了好幾年，沒有當成文學家。身上倒添了很濃的文人氣息，不修邊幅，張口之乎者也。像這樣的人，在村裡叫做「喝文的人」，像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一樣，是被人鄙視的。
但是，大哥哥和孔乙己有不一樣的地方，大哥哥有我們英勇的母親。因為母親的緣故，沒有人給大哥哥投來鄙視的目光。
母親口才很好，張嘴說話就有利口覆家邦的架式。她長期當媒人，在我們襄陽被人喊作「紅葉」。母親當紅葉不收一分錢，純粹是做好事，用現在的詞語叫志願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農村，家家都有好幾個娃子，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像母親這樣的人，是最受歡迎的人才。
大哥哥沒當成文學家，沒跳出農門，這不是要緊的事。但大哥哥需要結婚，這是大事。像大哥哥這樣類型的人，在村裡被人叫作文瘋子，說不上媳婦。可是我們有厲害的媽媽，她向來能把黑說白，能把大哥哥的缺點說成優點。憑著母親的凜凜威風，我們這窮得叮噹響的人家，給大哥哥找了一個如春天的洋槐花一般樸實的妻子。
結了婚的大哥哥依然迂腐。他對母親說，村官雖小，也是貪官污吏的一部分，他讓母親別當村官了，丟人現眼。那時候，我雖然年齡小，也覺得大哥哥逗，哪裡有每餐啃兩個紅薯的貪官污吏？
但是，母親什麼也不說，辭掉她做了四十年的村官。
大姐姐生下來五個月，發高燒，得了腦膜炎。當時交通不方便，母親讓跑得快的舅舅抱著大姐姐往四十裡外的襄陽城中心醫院跑。住上了院，也沒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不發燒了，智障了。
據母親說，是打針藥時下得太重了，大姐姐藥物中毒了。
大姐姐傻了，可母親從不放棄。母親相信自己能改變這個事實，她相信西醫，相信中醫，相信神醫，不放棄每一個渺茫的機會。經常有人來家裡報信，說哪個地方，有個人成仙了，靈了。母親便讓父親領著大姐姐討神符，求神水喝。討回來的神符燒成灰，就著神水，喝到大姐姐的肚子裡。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母親從來沒放棄過。
小姐姐的小兒麻痹症，一直治到12歲，腿開了刀，才慢慢好轉。
母親生了五個娃子，沒有一個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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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母亲。由作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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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的我很膨脹。
我是母親年近四十歲生的唯一健康的小女兒。我的童年，母親忙得從來不管我。我在六七歲時，學會了自己看小說。這也不是值得誇耀的事，我的小姐姐和大表姐都能看一本本磚頭厚的書。童年唯一讓我感到自豪的事，就是我八歲時看懂一本豎版繁體字的《西遊記》，沒有一個人發現過，也沒有一個人表揚過我。我自己為自己自豪。
我那個年齡，很容易驕傲。我的成績一直是班上最好的。我上課時，從來沒聽過課，腦子裡把看過的小說自編自導一遍。一本叫《梅臘月》的小說，在我腦子裡導過一千遍。
我上小學的年代，文學刊物刊登得最多的是知青文學，裡面全是教人逃火車票，偷老鄉青菜，摘老鄉果子、打農戶看門的狗，燉狗肉吃的伎倆。
看這些小說，我感到一餐啃兩個紅薯的生活是多麼幸福呀。不用偷，不用搶，也沒有人打我，還有兩個紅薯吃，還能看閒書。少年的我，據此得出了一個道理：一個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滿足和幸福，那就是小說看得太少了。
我不光看知青文學，還看《魯賓遜漂流記》、《神秘島》、《孤星血淚》、《霧都孤兒》、《在人間》、《雷鋒叔叔的故事》、《歐陽海之歌》、《金光大道》。通過看小說，我對中國地理、世界地理、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瞭若指掌。只要報一個地名出來，我就知道在世界上哪個大洲。說一條河流出來，我能知道它流向地球上的哪一個大洋。
我十二歲了，我膨脹得要炸裂了。我在屋裡有空白的紙上，都寫上了「赤腳走天涯」。在十二歲那年的暑假，我不辭而別，南下去看大世界了。
選擇南下，是因為我在1982年的一本雜誌上，看見一個故事。北京有一個善人，專門收養流浪兒。她在冬天收養了一個流浪兒，那個孩子冬天睡在水泥管道裡，把腿凍壞，截肢了。我對這個故事印象深刻，知道如果去北京流浪，會把腿凍沒了。
我按照知青小說教我的七十二道伎倆，逃票去了海南島。那裡一年四季，鮮花盛開。馬路上有木瓜樹、椰子樹。躺在樹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膩了，就上垃圾桶裡找吃的。小說裡的主人公都是這樣生活的。頭髮很短，髒兮兮沒洗臉的我，看著像一個沒人理睬的流浪男孩。人販子辨認不出我的性別，也沒盯上我。
可這種日子會過膩的。沒有學校讀書，沒有小說看，也沒有母親。我在海南島上浪蕩了三個月，決定打道回府。一路逃票，回到了家鄉，回到了母親身旁。
一回到家，只有母親還用慈祥的眼神愛著我，父親和大哥哥對我恨之入骨，說我丟了他們的人。村裡，年長的族兄找到了母親，說我丟了整個范家的臉面，讓母親把我打一頓，趕出去。
這時候，十二歲的我清醒過來。在我們襄陽農村，兒娃子（男孩）離家出走幾天，再回來，是稀鬆平常的事。而一個娘娃子（女孩）只要離家出走，就相當於古典小說的私奔罪。在我們村裡，從來沒有女孩這麼做，我離家出走，成了德有傷、貽親羞的人。
我沒臉見人，也沒臉上學了。最關鍵的是，我也沒勇氣流浪了。怎麼活下去？活下去是硬道理。
母親並沒有拋棄我。這個時候，我的神童小哥哥已讀完大專，成了智商、情商雙高的人才，當了官。母親支使神童哥哥為十二歲的我謀了一份民辦老師的工作，讓我在一個偏遠的小學教書，安頓了我。
荏苒歲月頹。轉眼間，母親的孩子們全成了成年人了。母親為我的大姐姐求醫問藥了二十年，還是沒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在二十歲那一年，發了一次高燒，醫治無效，死了。
小姐姐長大後，成了鄉下中學教語文的老師。在學校教書時，小姐姐的才子男朋友去上海另覓前程了。腦子裡有一萬首古詩詞記憶體卡的小姐姐恨恨地說：「一字不識的人才有詩意。」小姐姐找了一個沒上過一天學的男文盲，草草地打發了自己。
大哥哥還在村裡種地，鋤頭、鐝頭、鐵鍁，把大哥哥要當文學家的理想打碎了。大哥哥現在只種地了，過著苦巴巴的日子。再也不搔首問天，感歎命運多舛。
少年得志的小哥哥，在40歲那年，迷上了賭博。可能因為官場運氣太好，小哥哥在賭場上只一個字，輸。輸錢的小哥哥借了高利貸。很快，還不起債了，他每天都在騰、挪、躲、閃著追債人。官也被撤了。
世態炎涼，小哥哥沒有朋友了，沒有親戚了。小哥哥在深夜裡，在漢江二橋上一遍遍徘徊。
這時候，母親站了出來，她一遍遍勸慰小哥哥。母親說四十歲的兒子，是個好娃子。這不是小哥哥的錯，是小哥哥當官的朋友把小哥哥教壞了。
母親說，對不起小哥哥，那時沒有讓年幼的小哥哥複讀一年。如果複讀了，考上了大城市裡的大學，到大城市當官，大城市的官員素質高，不會教壞小哥哥，小哥哥就成不了賭鬼了。母親說，人不死，債不爛，沒什麼好怕的，好好地活下去。有母親的愛，小哥哥堅強地活著。
4
我離開對我家暴、酗酒的男人，帶著兩個女兒回到襄陽，母親沒有異樣，只是沉著地說，不怕。但大哥哥馬上像躲瘟疫一樣，讓我趕緊走，別給他添麻煩了。
按照襄陽農村的傳統，成年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母親沒有幫助我的權力。母親是政治強者，但她不敢和中國五千年的三綱五常對抗。愛我的母親對我說，我的大娃子不上學了，不要緊，母親每天會求告老天爺，祈求老天爺給她一條生路。
這個時候，我已明白，我沒有家了。我們農村窮苦人家，糊口尚屬不易，親情當然淡薄。我並不怨恨大哥哥，但我已明白，我是生我養我的村莊的過客。我的兩個孩子更是無根的水中飄萍。這個世界上只有母親愛著我們了。
我帶著兩個孩子來到京城，做了育兒嫂，看護別人的孩子，每星期休一天。大女兒在東五環外的皮村，在出租屋裡看護小妹妹。
我運氣真好，我做育兒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潤富豪排行榜的土豪。男雇主的夫人生的兩個孩子，已是成年人了。我是給男雇主的如夫人看護嬰兒的。
男雇主的如夫人生了一兒一女，大兒子在國際學校上學前班，小女兒是剛三個月的小嬰兒。男雇主給大兒子雇了一個少林武校畢業的武術教練，在自己家蓋的寫字樓裡辟出了一塊三百個平方的場地，裝上了梅花樁，沙袋，單雙杠......給庶子一個人使用。除了學武，又找了一個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學霸，做家庭教師，包吃住，負責接送孩子，指導孩子寫作業，領著孩子去習武，還教六歲的孩子編程式。
我只負責三個月的小女嬰。小嬰兒睡覺不踏實，經常半夜三更醒來。我跟著起來給孩子餵奶粉，哄她入睡。這時，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兩個女兒。晚上，沒有媽媽陪著睡覺，她倆會做噩夢嗎？會哭？想著想著，潸然淚下。還好是半夜三更，沒人看見。
女雇主比男雇主小25歲。有時我半夜起來哄小嬰兒，會碰到女雇主畫好了精緻的妝容，坐在沙發上等她的老公回來。女雇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臉比那個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宮鬥劇裡的娘娘一樣，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嚴，伏地求食。可能是她的前生已受夠了苦，不作無用的奮鬥。
每每這時，我就會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還是大清帝國，還是社會主義新中國。可我沒有特異功能，我也沒有穿越過呀！
大女兒交了兩個同齡的不上學的朋友。一個叫丁建平，一個叫李京妮。丁建平來自甘肅天水，丁建平不上學是因為媽媽拋棄了爸爸，爸爸生氣。爸爸還說，公立學校不讓農民工的孩子上，上學只能到打工學校上，這樣的學校一學期換好幾個老師，教學品質差。反正上不成個器，就省點錢不上。
李京妮不上學，是因為她的爸爸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可還去騙李京妮的媽媽，生了李京妮。李京妮的媽媽發現受騙後，氣走了。也不要李京妮了，爸爸是個善良的人，沒有拋棄李京妮。可爸爸說，李京妮是個戶口也沒有的黑孩子，城裡的打工學校，都是沒辦學資格的黑學校，娃子們在裡面上，沒有教育部的學籍，回老家也不能上高中考大學。李京妮是黑人，沒必要再上這黑學籍的學校，來個雙料黑。
我心想，這倒楣催的教育部，誰定的這摧殘農民工娃子的政策呢？報紙上說，教育部這樣做，是為了不讓下面的學校虛報人數，冒領孩子的義務教學撥款。可教育部為什麼不彈劾吏治，非要折磨農民工的娃子？
有母親在求告老天爺，我的兩個孩子健康快樂地生長。三個大孩子一起看護一個小孩子，很輕鬆，孩子們每天都好得很。三個孩子，每天對著小女兒唱「我們的祖國像花園，花園的花朵真鮮豔」，唱得眉飛色舞，玩得歡天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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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和女兒在西藏旅遊。由作者提供。 |
5
我所居住的北京皮村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村子。中國人都知道，京郊農民戶戶都是千萬富翁，他們的房產老值錢了。土豪炫富都是炫車炫表，炫皮包，炫衣食。這些炫法，我們皮村都不屑。我們皮村群眾炫的是狗，比誰家養的狗多。我在皮村認識的工友郭福來是河北吳橋人，在皮村做建築工，住在工棚裡。皮村的一位村民，每天領著一支由十二隻狗組成的狗軍隊，去工棚巡視，羞辱住在工棚裡的農民工。郭福來冷冷地寫了一篇《皮村記狗》，發表在《北京文學》，表達農民工的心聲。
我的房東是皮村的前村委書記，相當於皮村下野的總統。房東是政治家，不屑養狗部隊，只養了兩條狗。一隻蘇格蘭牧羊犬，一隻藏獒。房東告訴我，蘇格蘭牧羊犬是世界上最聰明的狗，藏獒是世界上最勇猛的狗。最聰明的狗和最勇猛的狗組成聯盟，他們是天下無敵。我的孩子，住在皮村下野總統的府邸，享受著天下無敵手的安保，我和孩子都感到生活很幸福。
大女兒學會了看小說後，我陸陸續續去潘家園，和眾舊貨市場，廢品收購站，給大女兒買了一千多斤書。為啥買了這麼多呢？有兩個原因，一是論斤買太便宜，二是這些進過廢品收購站的書太新了，很多都沒有拆下塑封。一本書從來沒有人看過，跟一個人從沒有好好活過一樣，看著心疼。
我原來沒寫過文章，如今，我有時間就用紙筆寫長篇小說，寫我認識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學少，沒自信，寫這個是為滿足自己。長篇的名字，我想好了，叫《久別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像，都是真實的。藝術源於生活，當下的生活都是荒誕的。文章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考證。對這篇自娛的長篇小說，我總是想著寫得更好。
皮村「工友之家」文學小組開課，我聽了一年。那一年有空聽，是因為小女兒要看管，我在和皮村相鄰的尹各莊村找了份在打工學校教書的工作。打工學校工資低，是個人就要。一個月給一千六。後來，小女兒大點兒，可以獨立上學，獨立回家，獨立買食物。我就沒再教書了，去做育兒嫂，一個月給六千多，只每個星期回來看一次小女兒，沒再去工友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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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7日，北京，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算是北京工友之家的大本營。來自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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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7日，位於北京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大院裡的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和工友圖書室。來自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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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7日，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裡收藏的工友繪畫作品《工傷故事》。來自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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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四月在皮村工人小組上課，老師張慧瑜讓農民工學員朗誦各自的作品，范雨素在朗誦中。由作者提供。 作者的手稿。她一直在寫隨筆和長篇紀實。 |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麻木，懦弱的人。我一直看報紙，不求甚解地閑看。如果把這幾十年的新聞連起來看，你會發現，在沒有農民工進城打工之前，就是約1990年之前，中國農村婦女的自殺率世界第一。一哭二鬧三上吊嘛。自從可以打工，報紙上說，農民女人不自殺了。可是又出現了一個奇葩詞彙，「無媽村」。農村女人不自殺了，都逃跑了。我在2000年看過一篇「野鴛鴦最易一拍兩散」的報導，講的是異地聯姻的農民工婚姻太脆弱了。逃跑的女人也是這樣異地聯姻的女人。
在北京這樣的城中村裡，這樣沒媽的農民工的孩子也很多。可能是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的緣故。我的大女兒交的兩個朋友，都是這樣的孩子。他們的命運基本上也是最慘的。
我的大女兒跟著電視裡的字幕，學認字，會看報看小說了。後來，大女兒在小妹妹不需要照顧後，在14歲那年，從做苦工開始，邊受苦，邊學會了多項手藝。她今年20歲，已成了年薪九萬的白領。相比較，同齡的丁建平、李京妮，因為沒有親人為他們求告老天爺，他們都變成了世界工廠的螺絲釘，流水線上的兵馬俑，過著提線木偶一樣的生活。
凡是養過貓，狗的人都知道，貓狗是怎麼護崽。同理，人是哺乳動物。拋棄孩子的女人都是捧著滴血的心在活。
6
我在多年的打工生活裡，發現自己不能相信別人了，和誰交往都是點頭之交，有時甚至害怕和人打招呼。我對照心理學書籍給自己治病，得的叫「社交恐懼症」，也叫「文明恐懼症」，一旦惡化，就成「抑鬱症」了。只有愛心才能治療。我想到母親對我的愛，這個世界上永遠只有母親愛著我，我每天都使勁這樣想，我的心理疾病沒有惡化。
今年，母親打電話告訴我，我們生產隊徵收土地，建鄭萬高鐵的火車停靠站。我和女兒還有大哥哥一家子戶口都在村裡，有土地。村裡征地，一畝地只給兩萬二千塊，不公平。隊長貼出告示，每家要派個維權代表，上政府告狀，爭取自己的利益。大哥哥也出門打工去了，我們家的代表只能母親來當。
母親告訴我，她跟著維權隊伍，去了鎮政府，縣政府，市政府。走到哪裡，都被維穩的年輕娃子們推推搡搡。維權隊伍裡，隊長六十歲，是隊伍裡年齡最小的，被維穩的年輕娃子們打斷了四根肋骨。母親八十一歲了，維穩的年輕人是有良心的，沒有推她，只是拽著胳膊，把母親拉開了，母親的胳膊被拽脫臼了。
一畝地，二萬二就全部買斷。人均地本來就很少，少數不會打工的人，怎麼活下去？沒有當權者願意想這些，沒有人願意想靈魂。神州大地的每個旮旮旯旯都是這樣，都認命了。
一想到在正月的寒風裡，八十一歲的老母親還在為她不成器的兒女爭取利益，為兒女奔走。我只能在這裡，寫下這篇文字，表達我的愧疚，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我能為母親做些什麼？母親是一個善良的人。童年，我們村裡的一大半人都找茬欺負我家房後那些因修丹江口水庫搬到我們村的鈞州移民。鈞州最出名的人叫陳世美，被包青天鍘了。鈞州城現在也沉到了水底。我的母親，作為這個村子裡的強者，金字塔尖上的人，經常出面阻止別人對移民的欺侮。在我成年後，我來到大城市求生，成為社會底層的弱者。作為農村強者的女兒，經常受到城裡人的白眼和欺侮。這時，我想：是不是人遇到比自己弱的人就欺負，能取得生理上的快感？或者是基因複製？從那時起，我有了一個念頭，我碰到每一個和我一樣的弱者，就向他們傳遞愛和尊嚴。
活著總要做點什麼吧？我是無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窮苦，我又能做點什麼呢！
我在北京的街頭，擁抱每一個身體有殘疾的流浪者；擁抱每一個精神有問題的病患者。我用擁抱傳遞母親的愛，回報母親的愛。
我的大女兒告訴我，她上班的文化公司，每天發一瓶匯源果汁。大女兒沒有喝飲料的習慣，每天下班後，她雙手捧著飲料，送給公司門口、在垃圾桶裡拾廢品的流浪奶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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