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劉統《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始末》

11月初，看到Facebook上有人轉貼〈刘统：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這篇文章，我看了覺得很有意思，感到如果沒有足夠的史實背書，很難寫得這麼清晰。後來發現這篇文章出自《歷史的真面目：現當代人物事件考信錄》裏頭的一章節。不過本書比較多是整理與澄清一些史實，比較不會是史料堆砌起來的內容，我就看上了另一本《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始末》，起初當作睡前讀物在看，但搞得常常很晚睡，因為很引人入勝。

長征已經過去了八十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書中，張國燾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帽子定下結論。然而，歷史並非如此簡單。究竟是什麼原因和矛盾，使這些曾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並肩戰鬥的同志反目為仇，在長征最艱苦的時候，在一、四方面軍兩大主力會師不久，就發生瞭如此令人痛心的分裂？可以肯定，其中必定有許多原因，許多隱藏起來不為人知的內幕。今天，經歷那場鬥爭的當事人大多都已作古，但是他們留下的歷史檔案和回憶錄仍然完整地保存著，作為真實的見證。讓我們從那些珍貴的文獻中，來探索和還原當年的歷史吧。儘管它是一段令人傷感的歷史，一段飽含鮮血和淚水的歷史

劉統以這樣的序言開場，開始述說在1935年紅軍長征途中，張國燾如何與中央分裂，最終叛黨離去，其間的過程是如何展開，其中包含著各種未知的判斷，當然歷史最後是由活下來的人紀錄，但如果只是扣帽子，而沒辦法釐清這期間發生的錯誤是如何產生的，那麼中共黨史就只是一段宣傳，並沒有起到認識歷史的作用，對於史實的清楚理解，需要時間去看見更多史料。

張國燾我的最初認識是在南昌起義時，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傳達最新指示「如毫無勝利的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結果到南昌時與周恩來等人展開激烈辯論，最終南昌起義仍照常舉行，以失敗告終，共產國際處分了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等人

立三路線（對城市發動攻擊的暴動）後來被認為有左傾冒險主義，而迅速被批評、檢討，是繼陳獨秀「托派」指控後第二次黨內轉向的路線鬥爭之一，再者即是「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有軍閥主義、封建主義、個人主義、獨裁風格），造成的分裂，而本書聚焦在張國燾與中央鬥爭過程中，各種電報、將士訪談錄、中共中央黨史文件、建軍文件等資料，如何呈現出當時中共的決策過程，以及團結工作的方針，對於後人認識歷史有更為立體的理解。

張國燾任紅四軍領導人時，發動「白雀園肅反」，造成黨內大量知識分子、高級幹部被殺，使得紅四軍內部存在著一種觀念「沒文化比有文化好、沒文化一樣打勝仗」，盲目服從張國燾個人，不敢違令，以免遭到肅反，儼然恐怖主義的內部氛圍，「有文化被看成是危險的事。張國燾對知識分子一貫是懷疑和不信任的，對有不同意見的往往是殘酷打擊，甚至安上“改組派”“第三黨”的罪名殺掉。」

當然，在當時國民黨清黨的氛圍下，雙方嚴重的對立在於確認自身內部是否有敵方人員混入，而寧可錯殺也不可放過的心態，是造成強力肅反殃及無辜的原因，只是趁著肅反趁機殺掉反對自己、自己所厭惡的人，對其冠上莫須有罪名，這都是實際發生的事情，而早期共產黨人裏頭，對於自立山頭的想像，遠比對於黨中央聽令還來得確信，畢竟共產國際遠在蘇聯，常常未能有效理解當時中國革命的處境，而中共中央常因對於共產國際的服從而釀成大錯，使得有一股內外爭權的氛圍在中共內部，極容易產生在時局的判斷上的差異。

長征途中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師，究竟是偶然的巧合，還是雙方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學者們為此爭論不休。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寫道：“很明顯，雙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裡。約在六月初，雙方都大概估計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他認為，毛澤東決定翻越夾金山是一次冒險，“他對越過這座大山後能否與張國燾會合毫無把握”

在紅一軍翻過夾金山海拔約4500米，終年積雪，空氣稀薄，沒有道路，沒有人煙，天氣變幻無常。除了雪山地區惡劣的自然條件外，飢餓和寒冷也給紅軍帶來嚴峻考驗，一些紅軍死於凍、餓、無力。

因此在紅一、四軍會師後，中共中央給張國燾當上紅軍總政委，基本上是有實權的身分，在北上陝北路線上起爭執，花了許多時間在討論戰略，失去先機，後一方面軍為避免張國燾可能以軍力挾持一方面軍中央南下，整頓後分為左、右路軍，中央與右路軍（含張國燾舊部陳昌浩、徐向前等人）翻過而別沿著松潘西部（包括今紅原、若爾蓋）的草地北上，後開完巴西會議後，只能不告而別陳昌浩、徐向前。

草地一帶荒無人煙，無法就地補給，結果紅軍面臨極限危機，包括嚴重高原反應、飲水中毒、饑渴、濕冷、天氣變化極端、缺氧、缺鹽，有不少紅軍為此而死，或是陷入泥沼。

陳昌浩與徐向前的紅五軍團和紅九軍團在張國燾南下命令下，冒險通過松潘西部草地，過程艱辛，此為原四方面軍中最慘的一批紅軍，後來又得北上通過草原一次，來回走了二次。當然朱德等原一方面軍則是來回走了三次，更慘。

幾天后，徐向前、陳昌浩接到張國燾的命令，要右路軍從班佑、包座地區南下，與左路軍在大金川的松崗、黨壩一帶會合集結。軍令如山，徐向前、陳昌浩率紅30軍、紅軍大學人員回頭再次穿越草地。徐向前回憶：“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黃草漫漫，寒氣凜冽，瀰漫著深秋的肅殺氣氛。紅軍第一次過草地時留下的行軍、宿營痕跡，還很清楚。有些用樹枝搭成的’人’字棚裡，堆著些無法掩埋的紅軍屍體。衣衫單薄的我軍指戰員，頂風雨、履泥沼、熬飢寒，再次同草地的惡劣自然條件搏鬥，又有一批同志獻出了寶貴生命。回顧幾個月來一、四方面軍合而後分的情景，展望未來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鬱不已。”

此一分裂時，朱德在左路軍張國燾這邊，受盡各種屈辱，張國燾後來公然反對黨中央，另立第二中央，甚至要中央自稱陝北局，此事為主要爆發點，而夾在集中的張國燾部屬徐向前、陳昌浩，必須選一邊站，陳昌浩過去與張國燾做過許多惡事，在此糾結中只能跟張國燾走，堅決執行南下命令，但原因也包括當時中央一方面軍不告而別讓他很尷尬，徐向前則是聽令直屬長官，努力執行軍事工作，不過也是充滿著各種無奈。朱德在此間不斷進行團結工作，希望能避免張國燾另立山頭的事情成真。

新中國成立後，朱德回憶這段不平凡的經歷時說：“我們當時處境很困難，但碰上困難有什麼呢？堅持吧。我們還有五、九軍團和劉伯承同志，反對張國燾。他（指張國燾——作者註）那幾天想叫下邊互相打架，下面有些要打架，我反對。我對他說：'我們現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們都要命。'我威脅他，打架被制止了。”

只是在南下後，張國燾並沒有獲得足夠的資源，帶領著八萬左路軍，而另一方面蔣介石已經準備好藉著四川軍閥劉湘，來成立剿匪司令部，打算一舉清剿左路軍。一開始南下部隊確實造成國民黨部分軍閥重創，但打到湘軍司令部劉湘部時，它們拚死一戰，反倒擊潰了左路軍。

蔣中正令薛岳率領的第二路軍及各路川軍加緊追剿。共軍左路軍不敵，再退回懋功，旋往康東甘孜前進。民國25年(1936)6月，左路軍與賀龍部隊會合，共同北上，進入陜甘邊區，川康追剿結束。（中華民國方資料）

後來共產國際中共代表林育英來到右路軍，中央即以共產國際之名，要求左路軍北上會合，張國燾也認為終於有機會跟共產國際告狀，便開始長篇大論的以黨中央名義與林育英控訴毛澤東等人的問題。

在中共早期的歷史中，曾多次出現這樣的現象：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中共中央對國際指示必須服從，而不能有所反對。這種服從一度達到盲從的地步，只要是國際來的人，不論身份如何，都被奉為“欽差大臣”。當年李德只是一個蘇軍情報人員，被派遣到東北蒐集日軍情報的。因組織被破壞，躲避到上海。上海中央負責人聽說他是國際來的，又懂軍事，就介紹他到中央蘇區工作。而蘇區中央局的領導人又把他捧為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就這樣層層加碼，李德居然變成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紅軍最高指揮官，發號施令地瞎指揮起來。他那套根本不符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陣地戰術，斷送了蘇區，迫使中央紅軍進行長征。這個悲劇與其說是國際的責任，不如說是中央“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盲目崇拜國際，自己把李德抬起來造成的惡果。

而此時在林育英給張國燾共產國際要求不可分裂的壓力下，加上自己的左路軍已經不像去年會師時強大，糧食也不足，最終在幹部會議下決定遵循中央意見北上。

這是一次空前艱苦的行軍，一路上紅軍要翻越兩座大雪山——夾金山和折多山。算起來朱德、劉伯承等原一方面軍的同誌已經是第三次經過夾金山，四方面軍的同志們也是第二次了。這次是冬季行軍，天寒地凍，比前兩次困難得多。紅軍指戰員顯示了不畏艱險的革命精神，又有了一定的經驗，一天就翻過去了。下山時連人帶馬，一齊往下滑，滾得如同雪球一般。折多山位於丹巴至道孚的路上，海拔5000多米。山上終年積雪，空氣稀薄，風暴、雪崩時常發生。劉伯承、李先念率領紅30軍在前邊開路，為後續部隊提供了經驗。

待兩軍會合沒多久，張國燾又向西進執行中央的渡黃河寧夏戰役計畫，而在渡河問題上，中央其實是利用了渡河這回事牽制國民黨主力，好使中央不被猛攻，這點是出於戰略考量，而渡河成功的徐向前、陳昌浩則組成西路軍，與馬家軍對抗，陷入了空前苦戰，最終兩萬西路軍僅剩不到千人，甚至在西安事變後更是嚴加遭到殲滅，殘部徐向前、陳昌浩變裝逃回延安，其餘人向新疆前進以接蘇聯。

而後張國燾回到黨中央，開始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較勁，但此時已無軍力，彷彿當初紅一、四軍會師時的情況，只是立場對調了，張國燾處於劣勢，開始受到一系列檢討，而黨內也建立起教育批判工作，希望能嚴正此一路線的錯誤帶來的後果。

原四方面軍的張國燾舊部最慘，因為不被信任，只能各種下放與重新教育，最終在抗日戰爭中有所助力。而前往新疆的西路軍，則受到蘇聯方接應，而有了先端技術，成為日後在解放戰爭時期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第一批砲兵、坦克兵、航空兵的創建人。

張國燾在黨內失勢後被架空，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與國民黨接上，逃往南京與戴笠工作，但因為中共方全面教育張國燾路線錯誤，而使得張國燾並無法與紅軍各方有任何策反工作可能，最終也被國民黨輕視，張國燾甚至要求周恩來在國共合作期間見過蔣介石，但蔣也懶得理他，後從軍統辭職。

張國燾辭職後，移居上海。 1948年他籌了一筆錢，與幾個反共文人魏道明、鄭學稼等辦了一個《創進》周刊，繼續進行反共的理論宣傳。這年年底，隨著遼沈戰役的結束和平津、淮海兩大戰役的深入展開，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全面崩潰已成定局。軍統頭子毛人鳳秘密安排後事。他指示手下特務：凡是共產黨的叛徒，都要留在大陸，一個也不許到台灣去。

最終在國民黨撤守台灣後，儘管策略是原中共黨人不得到台，但張國燾在1948年還是偷偷來到台北，後來房子又被國民黨強佔，最終移居香港，投資生意失敗，後在美國堪薩斯大學的邀請下，開始撰寫《我的回憶》。歷時四年，寫完了這部長達百萬字的回憶錄。補足了這方面的歷史材料。而後文化大革命爆發：

這場運動也波及香港。張國燾眼看劉少奇、彭真等一大批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被打倒批鬥，紅衛兵“破四舊”和抄家之風愈演愈烈。想起他過去與毛澤東的恩怨，張國燾自覺在劫難逃。當時香港街頭也出現了“紅衛兵”的造反行動，張國燾惶恐不安，幾次請求香港警方“提供保護”。但是張國燾在港英當局眼裡不過是平民百姓，不可能為他晝夜站崗。張國燾感覺難保安全，便於1968年移民加拿大，投靠在那裡留學的兩個兒子。 1977年張國燾身患中風，半身不遂。楊子烈在香港生活時因跌壞盆骨，也行動不便。兒子媳婦都有職業，不能照顧他們。於是張國燾申請住進多倫多市的免費老人病院，楊子烈住進養老院自理生活。兒女有空輪流前來探望。這個老人病院老人多而醫生護士少，除了供給一日三餐和隔日洗澡，平時老人招呼多不理會。 1977年12月初，當地大雪不止，天氣嚴寒。而病院內暖氣時常中斷，終日躺在病床上的張國燾，有時轉身被子掉落地上，自己無法拾起，叫人也無人來助，只能咬緊牙關忍受寒冷。

此間也看到鄭學稼的身影蠻有意思，此人後任國關中心研究員，曾與陳獨秀交好，甚至受其思想影響深刻，寫作《陳獨秀傳》，此前曾讀過，史料價值頗豐，甚至等同於在白區宣傳共產思想的反面材料。

在這本書當中，中共中央並非完全是對的，許多判斷、戰略考慮都有一時一地決策之感，並非頑固僵化聽信共產國際，而當中統一戰線工作針對各方領導人的效果卓絕，而在對日統一戰線上，張學良的反內戰起了強大作用，迫使蔣介石放棄清剿共產黨的路線，先整編為八路軍共同抗日，使得此時長征的紅軍獲得喘息機會。歷史上的長征是怎麼一回事？國民黨宣傳會說是逃竄，而這逃竄又是國民黨清黨下的產物，中共方會稱之為保留實力，而進行了長期鬥爭，而這過程確實慘烈無比，使得「倖存者」通常會有一股天選之人的自信心，對於未來而言，更有「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實踐感，要為了犧牲的同志努力活下去。

而關於肅反的部分，中共在長征期間也發生多次整肅事件，都造成大量幹部死亡，紅四軍甚至是稍有文化、識字的知識分子被全面清除，這類穩定軍心絕對服從的事情，在國民黨方也有各種清掃行動，以反共之名到處清理反自己的人，一言不合就密報對方，這都是戰爭的遺緒，而今仍然在中華民國上演。

長征史中最容易死人的我覺得是氣候與環境因素以及民族上的隔閡，使得在藏民、回民的工作上失利，無法獲得群眾支持，在各方條件底下缺糧死人了，日夜變換的溫度與天氣，屢屢使得紅軍病死、餓死，當然這其中國民黨軍隊也經歷同樣處境，只是他們是守軍、主動追剿者，物資接壤問題較少，加上又有後方支援，儘管傷亡人數也大，但並不至於產生死鬥狀況。

劉統最後說：

我想：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他所追求的目標是記錄和再現真實的歷史。但我們畢竟不是當年的親身經歷者，在寫書的時候，常常會反問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是否真實？是否客觀？是否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也許還有很多史實我們並不了解，或是由於什麼原因，當事人還保留著一些秘密。想要揭開面紗，看清它的真實面容，也許很難，要經歷幾代人的努力。

這部分包含著現在平反並未完成，許多事情還待揭露，在各種嚴峻情況下，都會有錯誤判斷的可能性，唯有正視錯誤，才能夠讓歷史的惡事不再重演。

劉統作為歷史研究者，能在軍中取得一手材料，加以整理、敘述，加上主觀意見的協助，塑造了一部有立體感的歷史寫作，我居然不覺得這些中共中央文件、回憶錄難讀，反而是很好吸收，這跟直接讀《文件》的感覺差很多，死板的文告並沒有提供當時的發文脈絡，以至於無法讀出其中的前因後果，這部分歷史學者的功用就很重要，藉由介紹前因後果以及脈絡補充，將當時高層如何決策、如何決定去留、路線分歧的討論做一個完整的描繪，讓看長征史之人能有更多角度的理解與認同。

對我來說彷彿看完一部情節盎然的歷史小說，對於這段歷史有深刻的認識，至少不至於盲信、盲動，能夠在歷史基礎上看許多事情的現況。也推薦給大家有空的時候閱讀，可以獲得許多好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