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法國漢學家畢仰高（Lucien Bianco）完成《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法文初版，1971年被Muriel Bell翻成英文由史丹佛大學出版社出版，1987、1997、2007出版法文二、三、四版，期間被翻成十三國語言，本書依據2007年法文第四版直譯。
本書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是中國共產革命的起源、第二部是解讀中國共產革命，最後再加上畢仰高於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在《世界報》上所寫的文章《追憶：誤入歧途的革命》。
因為成書過程中有經過三次修訂，會看出內容跟觀點在其中反覆變化之處。
第一部算是以中國革命之前來開始展開論述，探討中國自1800年白蓮教動亂以及太平天國時期王朝的治權實際上已經無法穩當運作，而平定太平天國仰賴的是最強仕紳代表曾國藩，而他又是一名漢人，一定程度上皇權已經旁落，且平亂過程中大小官吏趁機中飽私囊，也引發民眾不滿，搭配在中國的各種口岸通商以及鴉片生意中各國覬覦中國市場，以至於連年不斷的進犯，已經迫使當時的中國不得不面對改革、改良、革命等問題，而多數的內部改革都傾頹，無法有效的讓已經沉睡許久的龍覺醒。
太平天國具有民族主義跟共產主義的性質，前者表現極度反滿、後者則為農民平均主義，後期鎮壓發生大屠殺的原因在於要減少俘虜的糧食消耗，且清朝在此時期為了平亂等同於賦予地方團練的自主權，也使得上述的地方菁英如曾國藩來重建秩序。
此後才開始自強運動，學習西學，在此之後中國輸給日本，後又進行維新、憲政改革等，最終則是由「不成功」的革命來推翻清朝。不成功意旨革命並非由組織化行動來成就，而且並沒有實質上掌握全部人力，而比較像是內爆的意外，加上許多地方勢力已經對清朝無法寄予厚望，才導致革命被稱作起點，使清朝皇帝退位的恰巧還是自己的北洋軍大臣袁世凱，因此孫中山所言的袁世凱未嘗不是革命者，其實包含著對於其現代化軍力的不容小覷。且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在海外進行遊說爭取，希望海外人士能對革命活動資助，視為一種推動中國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的活動，而武昌起義的意外在於多省分紛紛脫離清朝統治，而資本家、學生、軍官等紛紛投入，才是造成此資產階級革命的關鍵，而農民在連年戰敗賠款當中也面臨稅負加重，苦不勘延，造成許多地方民怨，鄉村騷亂，又遇上1910年的旱災、水患，一系列的因素才造就1911年清朝消亡。
而中國的內憂問題則在清朝中葉以來出現在人口因為長期穩定的治權而成長，但耕地不足、地力枯竭等問題讓人口到處流竄，產生環境災害，農耕技術又沒有創新，沒有達到與人口數相對應的糧食成長，使多數人只能裹腹而無法有好的生活水準，白蓮教、太平天國等動亂都與此相關，在這後續秩序的重建已經無法與清朝前期相提並論，更複雜的是地方勢力如何進行動員。
畢仰高對前面的鋪陳寫得很細緻，將動盪的革命前夕描繪成一幅即將炸裂的鍋爐，無論去處為何，都必須先引爆。
接著對於革命後民國建立的情勢，畢仰高認為民國的存在並非完全具有實質統治力，而是仰賴各地具有軍權的新軍勢力在維持秩序，而孫中山實際上缺乏執政能力，且對於革命後情勢過於樂觀，都讓他處於一種曖昧狀態，而袁世凱的出現則是不得不的選擇，袁世凱稱帝前確實有穩住局勢的作用在，讓民國初期能夠維持強制現代化的表面樣子。
只是到知識份子的文化革命浮上浪頭，也就是五四運動的崛起，這才喚起一些圖存救亡的民族意識，先前的革命不一定是為了救國，而只是認為滿清腐敗，由誰替代都行，很像是要改朝換代，而民國的建立，初期並無法全面將權力深入地方，僅能以表面共和的樣子維持軍閥割據。
本書也詳細介紹許多五四運動的著名知識分子，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蔡元培等，但多數論述不是很獨創性，先略過不談，反而對於毛澤東的描述則是儒教培養長大，仰慕曾國藩，認為某種法西斯是能夠為己所用的人。
此後介紹共產黨的崛起以及與國民黨的合作關係，共產黨人是在陳獨秀五四運動後產生的，當時對於農村還不那麼熱切，畢竟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會覺得農民愚昧無知又卑劣，所以用城市工人來進行運動，主要就是希望城市工人、知識分子、學生能夠一同參與無產階級運動，這是正統馬克思主義時期。
只是在此過程中也充滿了各種被國民黨鎮壓的事件，因為太激進而被反撲，而毛澤東所前往的農村路線，反倒是與馬克思主義相悖的路，當共產黨人全面被殺戮殆盡，只能躲進毛澤東建立的根據地時，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才被確立，吞噬了原有的遵循共產國際的教條路線，重新用軍隊戰術、游擊戰、農民掩護混戰等方式，搭配適時的土地重分配來進行對農民的收編、掌握。
而關鍵因素是由馬克思主義中那種國際主義路線，轉變成反日救國的民族主義，西安事變前蔣介石是知道無法直接跟日軍對抗，那樣他會消耗很大，才會用各種退避手段消極抗日，直到張學良要求全面抗日，與共產黨統一戰線後，國民政府才不得不撇開安內（剿共）的目標，然後在東北失去精銳的百萬大軍，自此後國民黨蔣介石形同無法有自己的嫡系士兵，都是各地軍閥的人馬，在各自為鎮的利益分配下，好不容易挺過日本投降，接連而來的就是共產黨藉著蔣介石精銳瓦解，無法分配軍力去打共產黨之際，藉由土改、農民資源建立起的百萬軍隊，逐步的擴張，而國民政府才在從抗日戰爭後緩過來之際，還得面對內部的經濟問題困擾，幣制改革失敗的糧食調配問題，完全無力招架，連蔣經國出面喝止上海物價穩定都失敗，導致蔣介石只能想著退避之路。
在日軍投降之際，國民政府在重慶的部隊，距離接收區有1000～2000公里，而美國提供的援助則讓國民黨快速接收沿海富庶地區，但其他地區在朱德抗命底下已經逐漸卸下日本的武裝，由共產黨接收，隨後雖然在美國調停底下國共對談，但最終仍然無法遏止全面內戰，因著優勢的戰術以及軍隊實力，逐漸地站上鰲頭，其關鍵並非共產黨多強悍，而是國民黨的缺陷太大，國民黨內部因為派系鬥爭而顯得混亂，蔣介石的無常與任用親信部隊造成內部無法團結，造成國民黨軍隊不知道要為何而戰，但知道共產黨軍隊的待遇不差，直到1948年開始空氣中瀰漫著共產黨的勝利是無可避免的，而且中共具有一致性的軍事將領，與國民黨內不斷陣前換將的狀態不同，最終終於由共產黨獲得勝利，並於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啟歷史新頁。
畢仰高認為共產黨獲得政權是有某種權力真空的補位，而且在抗日戰爭中獲得民族主義抗日的道德高位，加上各種宣傳戰術，搭配對於農民的組織，才造就獲得在中國戰場的內戰勝利，而共產黨人自始自終有一種道德純良的愛國愛民情操，以及堅忍不拔的某種神聖意念宣傳，輔以毛澤東工具性、實用主義式的農民起義精神，也讓人民中多數的農民信任共產黨遠勝國民黨，這是我解讀畢仰高在最初寫稿時的內容。
第二部解讀中國共產革命我覺得才開始對於共產政權進行各種批判，而許多資料我看是在1997年後才能取得，因此我會解讀畢仰高在獲得更多資料以前，多數還是以他考察的1967年作為一個切點，在理解中國革命後的共產政權，其正面評價多於負面，認為中國共產黨確實完成了一個後人難以企及的任務，新中國必須面對自己東亞病夫的陰影，要努力邁向現代化大國，儘管還得處理最初的內部鎮反，但仍然是史上難得深入最基層掌握人民的政權模式。
許多作者讚揚中國農民革命，畢仰高則是說明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發動，而非農民自主所為，且是為了打擊鄉村傳統菁英的政治勢力，以達到分配利益給貧窮群眾來動員它們反抗國民黨軍隊，他們會毫不猶豫的攻擊地主，無論其愛國與否都不會被放過，這時候從抵禦外侮的概念變成階級鬥爭信念，畢仰高提及韓丁的《翻身》裡面對於農民的前後變化有詳盡的描述。
此後畢仰高分析起共產政權初期必須處理的是革命意識形態的轉化，從一個革命政權要轉換成執政政權，而中國還處於低度現代化的狀態，必須先採取資本主義模式進行早期資本積累，但此時又要處理跟蘇聯的關係，變得十分複雜，但後來仍舊獲得蘇聯協助來進行技術改良、工業發展，讓革命後的中國是欣欣向榮的狀態。
而土地改革在此時也顯得疲弱，並不像內戰後期那樣激進，直到毛澤東覺得共產黨幹部「官僚化」腐敗之後，才開始他的不斷內部革命，也造就一連串失誤與蒙蔽造成的惡果。
「大躍進」─畢仰高認為就是全民將農民勞動力全面由國家徵用，而人民公社更是將農民軍隊化，是一種戰時表現，也符合毛澤東作為一名軍事家的習慣，而各種煉鋼的盲動，都是出於某種不得不快速前進的熱忱，在無法抵銷毛澤東焦急的渴望底下，產生的一種後果。
毛澤東對於一絲絲資本主義式的非集體有著強烈的不滿，特別展現在他在反右鬥爭中撕咬的那群共產黨幹部，因為不滿於它們享受特權，以及各種藉由國家資本的獲利，這才發起一波又一波，經過策畫的由下而上的反對，掀起各種共黨幹部、知識分子都必須面對的內在自我批判，但每當運動激進化時，毛澤東總會用中間人的姿態出現調停，而且同時也並沒讓老共產幹部，舉凡周恩來、林彪、劉少奇、彭德懷等人在初期就受害，而是毛總會發起群眾運動後兩手一攤，讓其他人去收拾後果。畢仰高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毛讓這群幹部都不敢當面忤逆，最後造成的是集體失聲，本該被遏止、被阻止的慘劇就此發生。
畢仰高最恨的事情仍是大饑荒，雖然他認為不等同於1932-33年的蘇聯大饑荒，但毛澤東所搞起的集體生產仍舊造成問題，加上共黨幹部對於狂熱的浮報糧食數額無法有效反省，才造成超量徵收糧食到國庫，但實際上幾乎將所有生產的糧食徵去，而嚴密的鄉村人口戶籍制度，也讓農民鎖在土地上，而土地的糧食都已經被徵用，實在別無選擇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餓死，而毛澤東對於此的反應仍像是在帶兵打仗時期那樣，儘管得知訊息後，仍未能有效處理此人民的大問題，反而是刻意懸置，讓農民死亡更加慘重，集體生產集體包收的問題這才逐步鬆動。
畢仰高認為為何毛的一人獨裁政治可以完成，是因為中共的體制所困，就像羅莎盧森堡、托洛斯基所預告，列寧體制會成為駕凌整個社會─包括無產階級─之上的一黨專政，再進一步變成一人獨裁。在此所有政治局成員都只是配角，而且無法發聲。阿諛者林彪、不頂撞毛的周恩來，勇於頂撞毛的彭德懷、鄧子恢、朱德、劉少奇、文革時期少數軍人，而在毛掌權初期大多數人，就像是赫魯雪夫相信史達林那樣的相信毛的一切所為，而在這之後則是無法表達任何會危害自己及其家人的意見。
畢仰高認為1932-33年的蘇聯饑荒是導致後來蘇聯大清洗的原因之一，而1959-61年的饑荒是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而文化大革命當中毛所用的也像是史達林清除老幹部時期的手法，反對官僚主義及特權、反對資產階級文藝品味、反文化菁英主義、人定勝天等等要素，帶領年輕人破壞一切傳統，在最高領袖的操弄之下，用來對付他所不喜歡的威權與制度。造成大饑荒的問題恐怕出現在虛構的糧食生產報告，共黨幹部受到無止盡的壓力而採取的浮誇和欺瞞，在大放衛星等先進躍進、進步想像當中無法停止向上成長，直到糧食生產者餓死才發現警訊。
而在文革當中狂熱，畢仰高分析儘管毛澤東不出面，都能用宣傳達成各種效果，只要訊息、論述、意念藉由社論傳遞即可，甚至毛在出席1966年的紅衛兵活動時，還穿上了許久不穿的軍裝，身為渾身大腹便便的70歲長者，講兩句湖南口音很重的話語，便可以讓紅衛兵激動不已。
畢仰高最終分析毛所擔心的事情就是資本主義復辟，而鄧小平確實做到了，改革開放是對革命路線的反撲，而民眾對於毛的懷念則是像懷念帝王。當前的中國政權當然已經不是動員群眾、發動毛式政治運動的政府，而是規則化、官僚體系的，且從江澤民轉移到胡錦濤後照章辦事執行繼承開始出現，達到全方位統治，包含在思想和感情上的干預，壟斷權力與各式組織，避免各種自主式組織的出現，寸步不放。
畢仰高認為當前的中國已經沒有人相信正統的共產主義，無論是領導人還是人民，只要不發起民主運動，所有人幾乎都能談論或書寫包括護衛民主在內的任何事情。而不發起革命能有同樣發展嗎？畢仰高指出台灣在沒有革命底下也能夠完全擁有發展和進步，而且更可能自然而然發生。
最後的追憶：誤入歧途的革命，是畢仰高在毛死後寫的總結，提出去毛化的問題。
我覺得本書算是寫得很好，非常具有說服力的著作，而且充滿了畢仰高個人的解讀，而且毫無避諱地寫出來，儘管他自己對很多觀點跟論點都存疑，但還是大量蒐集相關資料來進行佐證，試圖找出一個平衡的觀點，能夠更具解釋力的提供中國革命以來的各種現象，確實也展開得很詳細，把各式鬥爭與癥結點都提及，甚至是更為努力的去想這個問題有何不同的解方，因時因地非得如此去做嗎？
對我而言畢仰高提出毛澤東式的狂熱，其實是整合了全國人民一致的去執行某些天馬行空的事情，而這些執行背後必然存在反思，或是內在的不滿，但這些不滿可能反而造就後來的革命，畢竟毛澤東也是說幹就幹，甚至是可能反覆無常推翻自己論述的人，在此條件底下，說不定之前設想的就可以在此時用上，過去多做的此時又可能發揮效用，而在實踐過程中人民必須自己去想，去投入，因為如果不好好想而盲動，很可能會因批判而喪命，等於是一種強迫學習制度，不識字可能連大字報都讀不懂而枉死。
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完全改造了中國集體人民的性格，我覺得是極端不可思議的現象，而在此之後的各種轉向都發展出一套自有的模式。
畢仰高對前面的鋪陳寫得很細緻，將動盪的革命前夕描繪成一幅即將炸裂的鍋爐，無論去處為何，都必須先引爆。
接著對於革命後民國建立的情勢，畢仰高認為民國的存在並非完全具有實質統治力，而是仰賴各地具有軍權的新軍勢力在維持秩序，而孫中山實際上缺乏執政能力，且對於革命後情勢過於樂觀，都讓他處於一種曖昧狀態，而袁世凱的出現則是不得不的選擇，袁世凱稱帝前確實有穩住局勢的作用在，讓民國初期能夠維持強制現代化的表面樣子。
只是到知識份子的文化革命浮上浪頭，也就是五四運動的崛起，這才喚起一些圖存救亡的民族意識，先前的革命不一定是為了救國，而只是認為滿清腐敗，由誰替代都行，很像是要改朝換代，而民國的建立，初期並無法全面將權力深入地方，僅能以表面共和的樣子維持軍閥割據。
本書也詳細介紹許多五四運動的著名知識分子，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蔡元培等，但多數論述不是很獨創性，先略過不談，反而對於毛澤東的描述則是儒教培養長大，仰慕曾國藩，認為某種法西斯是能夠為己所用的人。
此後介紹共產黨的崛起以及與國民黨的合作關係，共產黨人是在陳獨秀五四運動後產生的，當時對於農村還不那麼熱切，畢竟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會覺得農民愚昧無知又卑劣，所以用城市工人來進行運動，主要就是希望城市工人、知識分子、學生能夠一同參與無產階級運動，這是正統馬克思主義時期。
只是在此過程中也充滿了各種被國民黨鎮壓的事件，因為太激進而被反撲，而毛澤東所前往的農村路線，反倒是與馬克思主義相悖的路，當共產黨人全面被殺戮殆盡，只能躲進毛澤東建立的根據地時，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才被確立，吞噬了原有的遵循共產國際的教條路線，重新用軍隊戰術、游擊戰、農民掩護混戰等方式，搭配適時的土地重分配來進行對農民的收編、掌握。
而關鍵因素是由馬克思主義中那種國際主義路線，轉變成反日救國的民族主義，西安事變前蔣介石是知道無法直接跟日軍對抗，那樣他會消耗很大，才會用各種退避手段消極抗日，直到張學良要求全面抗日，與共產黨統一戰線後，國民政府才不得不撇開安內（剿共）的目標，然後在東北失去精銳的百萬大軍，自此後國民黨蔣介石形同無法有自己的嫡系士兵，都是各地軍閥的人馬，在各自為鎮的利益分配下，好不容易挺過日本投降，接連而來的就是共產黨藉著蔣介石精銳瓦解，無法分配軍力去打共產黨之際，藉由土改、農民資源建立起的百萬軍隊，逐步的擴張，而國民政府才在從抗日戰爭後緩過來之際，還得面對內部的經濟問題困擾，幣制改革失敗的糧食調配問題，完全無力招架，連蔣經國出面喝止上海物價穩定都失敗，導致蔣介石只能想著退避之路。
在日軍投降之際，國民政府在重慶的部隊，距離接收區有1000～2000公里，而美國提供的援助則讓國民黨快速接收沿海富庶地區，但其他地區在朱德抗命底下已經逐漸卸下日本的武裝，由共產黨接收，隨後雖然在美國調停底下國共對談，但最終仍然無法遏止全面內戰，因著優勢的戰術以及軍隊實力，逐漸地站上鰲頭，其關鍵並非共產黨多強悍，而是國民黨的缺陷太大，國民黨內部因為派系鬥爭而顯得混亂，蔣介石的無常與任用親信部隊造成內部無法團結，造成國民黨軍隊不知道要為何而戰，但知道共產黨軍隊的待遇不差，直到1948年開始空氣中瀰漫著共產黨的勝利是無可避免的，而且中共具有一致性的軍事將領，與國民黨內不斷陣前換將的狀態不同，最終終於由共產黨獲得勝利，並於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啟歷史新頁。
畢仰高認為共產黨獲得政權是有某種權力真空的補位，而且在抗日戰爭中獲得民族主義抗日的道德高位，加上各種宣傳戰術，搭配對於農民的組織，才造就獲得在中國戰場的內戰勝利，而共產黨人自始自終有一種道德純良的愛國愛民情操，以及堅忍不拔的某種神聖意念宣傳，輔以毛澤東工具性、實用主義式的農民起義精神，也讓人民中多數的農民信任共產黨遠勝國民黨，這是我解讀畢仰高在最初寫稿時的內容。
第二部解讀中國共產革命我覺得才開始對於共產政權進行各種批判，而許多資料我看是在1997年後才能取得，因此我會解讀畢仰高在獲得更多資料以前，多數還是以他考察的1967年作為一個切點，在理解中國革命後的共產政權，其正面評價多於負面，認為中國共產黨確實完成了一個後人難以企及的任務，新中國必須面對自己東亞病夫的陰影，要努力邁向現代化大國，儘管還得處理最初的內部鎮反，但仍然是史上難得深入最基層掌握人民的政權模式。
許多作者讚揚中國農民革命，畢仰高則是說明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發動，而非農民自主所為，且是為了打擊鄉村傳統菁英的政治勢力，以達到分配利益給貧窮群眾來動員它們反抗國民黨軍隊，他們會毫不猶豫的攻擊地主，無論其愛國與否都不會被放過，這時候從抵禦外侮的概念變成階級鬥爭信念，畢仰高提及韓丁的《翻身》裡面對於農民的前後變化有詳盡的描述。
此後畢仰高分析起共產政權初期必須處理的是革命意識形態的轉化，從一個革命政權要轉換成執政政權，而中國還處於低度現代化的狀態，必須先採取資本主義模式進行早期資本積累，但此時又要處理跟蘇聯的關係，變得十分複雜，但後來仍舊獲得蘇聯協助來進行技術改良、工業發展，讓革命後的中國是欣欣向榮的狀態。
而土地改革在此時也顯得疲弱，並不像內戰後期那樣激進，直到毛澤東覺得共產黨幹部「官僚化」腐敗之後，才開始他的不斷內部革命，也造就一連串失誤與蒙蔽造成的惡果。
「大躍進」─畢仰高認為就是全民將農民勞動力全面由國家徵用，而人民公社更是將農民軍隊化，是一種戰時表現，也符合毛澤東作為一名軍事家的習慣，而各種煉鋼的盲動，都是出於某種不得不快速前進的熱忱，在無法抵銷毛澤東焦急的渴望底下，產生的一種後果。
毛澤東對於一絲絲資本主義式的非集體有著強烈的不滿，特別展現在他在反右鬥爭中撕咬的那群共產黨幹部，因為不滿於它們享受特權，以及各種藉由國家資本的獲利，這才發起一波又一波，經過策畫的由下而上的反對，掀起各種共黨幹部、知識分子都必須面對的內在自我批判，但每當運動激進化時，毛澤東總會用中間人的姿態出現調停，而且同時也並沒讓老共產幹部，舉凡周恩來、林彪、劉少奇、彭德懷等人在初期就受害，而是毛總會發起群眾運動後兩手一攤，讓其他人去收拾後果。畢仰高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毛讓這群幹部都不敢當面忤逆，最後造成的是集體失聲，本該被遏止、被阻止的慘劇就此發生。
畢仰高最恨的事情仍是大饑荒，雖然他認為不等同於1932-33年的蘇聯大饑荒，但毛澤東所搞起的集體生產仍舊造成問題，加上共黨幹部對於狂熱的浮報糧食數額無法有效反省，才造成超量徵收糧食到國庫，但實際上幾乎將所有生產的糧食徵去，而嚴密的鄉村人口戶籍制度，也讓農民鎖在土地上，而土地的糧食都已經被徵用，實在別無選擇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餓死，而毛澤東對於此的反應仍像是在帶兵打仗時期那樣，儘管得知訊息後，仍未能有效處理此人民的大問題，反而是刻意懸置，讓農民死亡更加慘重，集體生產集體包收的問題這才逐步鬆動。
畢仰高認為為何毛的一人獨裁政治可以完成，是因為中共的體制所困，就像羅莎盧森堡、托洛斯基所預告，列寧體制會成為駕凌整個社會─包括無產階級─之上的一黨專政，再進一步變成一人獨裁。在此所有政治局成員都只是配角，而且無法發聲。阿諛者林彪、不頂撞毛的周恩來，勇於頂撞毛的彭德懷、鄧子恢、朱德、劉少奇、文革時期少數軍人，而在毛掌權初期大多數人，就像是赫魯雪夫相信史達林那樣的相信毛的一切所為，而在這之後則是無法表達任何會危害自己及其家人的意見。
俄國革命是在1917年數月時間完成，中國則是費時甚久，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一支軍隊戰勝了另外一支軍隊取得勝利，並非一場因俄會底層動盪不安而爆發的革命。
畢仰高認為1932-33年的蘇聯饑荒是導致後來蘇聯大清洗的原因之一，而1959-61年的饑荒是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而文化大革命當中毛所用的也像是史達林清除老幹部時期的手法，反對官僚主義及特權、反對資產階級文藝品味、反文化菁英主義、人定勝天等等要素，帶領年輕人破壞一切傳統，在最高領袖的操弄之下，用來對付他所不喜歡的威權與制度。造成大饑荒的問題恐怕出現在虛構的糧食生產報告，共黨幹部受到無止盡的壓力而採取的浮誇和欺瞞，在大放衛星等先進躍進、進步想像當中無法停止向上成長，直到糧食生產者餓死才發現警訊。
而在文革當中狂熱，畢仰高分析儘管毛澤東不出面，都能用宣傳達成各種效果，只要訊息、論述、意念藉由社論傳遞即可，甚至毛在出席1966年的紅衛兵活動時，還穿上了許久不穿的軍裝，身為渾身大腹便便的70歲長者，講兩句湖南口音很重的話語，便可以讓紅衛兵激動不已。
畢仰高最終分析毛所擔心的事情就是資本主義復辟，而鄧小平確實做到了，改革開放是對革命路線的反撲，而民眾對於毛的懷念則是像懷念帝王。當前的中國政權當然已經不是動員群眾、發動毛式政治運動的政府，而是規則化、官僚體系的，且從江澤民轉移到胡錦濤後照章辦事執行繼承開始出現，達到全方位統治，包含在思想和感情上的干預，壟斷權力與各式組織，避免各種自主式組織的出現，寸步不放。
畢仰高認為當前的中國已經沒有人相信正統的共產主義，無論是領導人還是人民，只要不發起民主運動，所有人幾乎都能談論或書寫包括護衛民主在內的任何事情。而不發起革命能有同樣發展嗎？畢仰高指出台灣在沒有革命底下也能夠完全擁有發展和進步，而且更可能自然而然發生。
最後的追憶：誤入歧途的革命，是畢仰高在毛死後寫的總結，提出去毛化的問題。
我覺得本書算是寫得很好，非常具有說服力的著作，而且充滿了畢仰高個人的解讀，而且毫無避諱地寫出來，儘管他自己對很多觀點跟論點都存疑，但還是大量蒐集相關資料來進行佐證，試圖找出一個平衡的觀點，能夠更具解釋力的提供中國革命以來的各種現象，確實也展開得很詳細，把各式鬥爭與癥結點都提及，甚至是更為努力的去想這個問題有何不同的解方，因時因地非得如此去做嗎？
對我而言畢仰高提出毛澤東式的狂熱，其實是整合了全國人民一致的去執行某些天馬行空的事情，而這些執行背後必然存在反思，或是內在的不滿，但這些不滿可能反而造就後來的革命，畢竟毛澤東也是說幹就幹，甚至是可能反覆無常推翻自己論述的人，在此條件底下，說不定之前設想的就可以在此時用上，過去多做的此時又可能發揮效用，而在實踐過程中人民必須自己去想，去投入，因為如果不好好想而盲動，很可能會因批判而喪命，等於是一種強迫學習制度，不識字可能連大字報都讀不懂而枉死。
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完全改造了中國集體人民的性格，我覺得是極端不可思議的現象，而在此之後的各種轉向都發展出一套自有的模式。
而畢仰高的背景，我在膨湃新聞上讀到一篇陳振鐸的文章，提到畢仰高：
同時，畢仰高解讀共產主義只是表象，內在最大的團結動力是民族主義，我覺得這點可以看近年來中國的官方愛國主義，以及台灣這邊所展現的民族主義，都是一種團結的動力。毛在執政初期不斷打造出「階級敵人」，藉著鎮反之後的餘韻鞏固權力，都是一種延續革命能量跟動力的方法。另外，像台灣處於承平時期，經濟利益大卻沒有合理分配，只能以塑造子虛烏有的敵人，以免內在不穩固因素擴大，不論是貧富差距、人民處境過差，都無法用經濟手段解決的情況底下，就只能訴諸於外力威脅，以求當前可以穩固抗敵。
本書最近入圍「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第一屆人文社會科學類翻譯獎，我覺得確實很順暢不卡卡，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去拜讀一下，畢竟一次要有這麼多資訊放在一本書當中是很困難的。
畢仰高1930年出生在法瑞邊界原屬薩瓦公國的山區小鎮烏吉，在附近城市尚貝里最好的沃日拉斯中學讀完書後，他來到巴黎路易大帝中學讀預科，和布林迪厄、德里達同窗，都是“飽受巴黎中產階級精英子弟欺負”的外省尖子生。1954年，在高師讀書的他受阿爾都塞推薦，跟隨地理學家讓·德里施（Jean Dresch）率領的代表團訪問中國。對中國的興趣和訪問中國的經歷讓他走上了一條研究中國的道路。在阿爾及利亞服兵役和德里達再次相遇為他倆之後共同成為高研院各自學科的掌門人埋下了伏筆。畢仰高經歷的是法國中國研究最輝煌的時代。1968年在索邦完成博士論文後，他在美國和中國臺灣、香港遊歷，隨後加盟高研院並成為中國中心的奠基人。
法國漢學脫離考古學、文學、古典歷史學的獨立學科區隔，以社會科學這個整體為研究范式，畢仰高是先鋒者。加上他的學術背景並非來自漢學界本身，而是來自巴黎高師出身的法國傳統精英圈，這使他不會受限於漢學名為獨立學科實則是邊緣化的文化研究，開拓出新路，還帶出一批人，法國目前中國研究的大佬，一大批是他的學生。
畢仰高研究了一輩子的中國農民，最後隱居在普羅旺斯呂貝隆山區的海豚村，繼續做農民。他的學術軌跡和治學態度，體現的正是一套從humanism，而不是依附於政治資本或社會資本而產生的學術體系。法國從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開始的現代人文學，以及高研院開創的文史哲共融共通的社會科學研究範式，讓那些經典而迷人的田野方法延續了下來，更為此犧牲了英美那套資本主義的排名體系。或許真的只有時間才能證明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本為人與生活，若一旦淪為流水線生產，淪為權力的一部分，那就不是學術了。
可惜的是，畢仰高的時代已經過去，他的中國學生基本在港臺，法國自己也被美國體系衝擊得七零八落。目前還這麼“玩”的只有非常少的一些人。比如研究中國道教的法國漢學家勞格文（John Lagerwey），就跟中國道長交了一輩子的朋友。勞格文在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聽課時，受康得謨（Max Kaltenmark）和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的影響，走上了用傳統方法研究中國道教的道路，他從1980年代開始在中國東南地區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目前在學界以深入和有趣的中國道教研究而聞名。巧妙的是畢仰高並沒有像是錢理群那樣，在八九後逐漸不信任自己所觀察的中共政權，而是在歷史的討論中看出其發展因素，以及內部不斷激盪的群眾狀態，能從一個外部觀點─儘管不是包山包海的觀察，卻給了一條可以繼續研究的路，只因為他沒有把自己放進中國發展的歷史當中，才會有對於台灣發展「自然而然」的判斷，對於台灣鮮有研究的話很容易會忽略這當中美國援助國民黨政權背後所帶來的強力控制與發展走向。
同時，畢仰高解讀共產主義只是表象，內在最大的團結動力是民族主義，我覺得這點可以看近年來中國的官方愛國主義，以及台灣這邊所展現的民族主義，都是一種團結的動力。毛在執政初期不斷打造出「階級敵人」，藉著鎮反之後的餘韻鞏固權力，都是一種延續革命能量跟動力的方法。另外，像台灣處於承平時期，經濟利益大卻沒有合理分配，只能以塑造子虛烏有的敵人，以免內在不穩固因素擴大，不論是貧富差距、人民處境過差，都無法用經濟手段解決的情況底下，就只能訴諸於外力威脅，以求當前可以穩固抗敵。
本書最近入圍「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第一屆人文社會科學類翻譯獎，我覺得確實很順暢不卡卡，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去拜讀一下，畢竟一次要有這麼多資訊放在一本書當中是很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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