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勤政策的日常

最近把一大批過去用百度網盤迅速備份約160G的文獻資料弄下來，載了大概三天，用下來後要確認檔案有沒有問題，就得隨手翻看資料，這年頭真是有掃描的資料都是佛心來著。

隨意翻閱《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提及國民黨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設立了「防共委員會」，將它的政策重心由抗日轉向反共。政治上肆意誹謗、中傷共產黨，軍事上不斷製造磨擦進攻事件，在國民黨統治區則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大加迫害。

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對國民黨統治區地下黨的工作作了認真周密的佈置，對黨員和下部按照不同情況，加以分散隱蔽、轉移或撤退，對黨在國統區的公開機構，按短小精幹的原則加以調整。

「我們要撤退已暴露的幹部，提拔新幹部，這是保存力量的重要措施，但光是這些還是不夠的，如果忽視了國民黨日益法西斯化這個特點，不及時改變我們的組織路線和工作方法，幹部和黨員還會繼續暴露，黨的組織還不能鞏固，甚至還不能立足。要改變公式主義的思想和工作方式。那種認為不聯繫就不能為黨工作的思想是不對的。黨員要在社會生根，交朋友、學習——巧妙地實施黨的政策來為黨工作。在社會生根也就是鞏固自己的職業，爭交朋友，學會認識社會，鑑別各種人，學習，研究學問，學習主義。」

此處即是周恩來針對國統／蔣管區的同志該如何自處的《三勤政策》，即勤業、勤學、勤交友。當時處在極為低潮的時期，中共中央的政策為「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具體指示是盡量疏散和不要動作與切斷關係。三勤的職業化、努力學習、勤交友即是具體指示。

而在當時這些指示並沒有完全傳遞到每個同志身上，造成在重慶、成都、貴陽等有50多名黨員和進步青年發起組織「全國讀書會」，以重慶讀書會為中心，各地青年朋友為對象，組織分會或小組，不定期油印刊物《火與刀》做聯繫工具，而這樣做是違反中央政策的盲動躁進。中央政策後來傳遞下去希望他們可以貫徹「三勤」，以交朋友的方式去團結青年，才能幫助部分青年朋友的進步，推動抗戰事業的發展，「這就是自己責任最好的完成」。重慶讀書會的人接受了青年組的意見，取消了讀書會和秘密刊物，改變了工作方針和方法，保存了力量形成重慶市南岸、城內、瓷器口三職業青年據點；而貴陽分會則因沒有聽取意見，不久後就被破壞，30多名黨員和進步青年受到牽連。

和三勤同一時期的還有三化政策，即職業化、社會化、群眾化（或合法化），兩者精神一致，希望黨員可以改變過去那種沒有職業到處跑街的組織方式，認為黨員要有職業並且和群眾一起生活、工作，還要勤於業勤於學，要把自己從事的工作做好，當會計要管好帳，當學生要好好念書，這樣就能使黨員在社會上站穩腳、在群眾中扎下根來，還學會了生產和生活的本領。

執行三勤政策還必須做調查研究，每個黨員必須對自己所在的單位和部門進行調查，弄清這個單位的政治背景、人員組成、黨派團體、領導成員真面目、政治態度、周圍人的思想狀況與興趣愛好、通過調查可以讓南方局知道情況好讓上級決定決策，也能讓黨員學會調查研究和分析情況，學會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的工作方法，大大提高了黨員的戰鬥性。


周恩來曾在1929年〈目前中國黨的組織問題〉中提到，

「過去黨習慣委派同志去包辦群眾工作，這些人因為參加革命工作便斷絕一切社會關係以致家庭關係，到白色恐怖嚴重時，這些沒有職業、沒有社會地位的黨員便站不住腳，只好回到黨靠黨生活，由黨組織來救濟失業黨員，這對黨來說不僅不應該，而且也做不到。會這樣說主要是因為常常藉由黨來建立機關，但因為沒有群眾基礎，常常會造成很快的機關領導人被破獲即消滅。

而且在當時有許多黨員有些不正確的思想，這些沒有社會職業的黨員不願意尋找職業，而想依賴黨生活，他們認為只有領取黨的生活費用，以全部力量做黨的工作，做職業革命家，才是真正革命，「才是以身許黨」。周恩來認為，假使黨內都是這樣沒有職業、沒有生活在群眾中的人，簡直不成其為黨，黨將成為吃飯的機關，更不用說革命了。」

周恩來強烈推動三勤政策，對於某些人執行上的錯誤也是很不滿，例如勤業，連本身的職業化都未做到；勤學，連報紙都不看，更說不上政治提高；交朋友，與群眾毫無關係。

如今由蔣管／國統時期轉變成為蔡管／民統時期，形式上仍延續著國民黨的「反共委員會」模式，政治上肆意誹謗、中傷共產黨，藉由強大的「中國因素」，不斷製造磨擦進攻事件，在民進黨統治區對進步人士文攻武嚇，而對於生活在此區的人們，實在是不容易維持積極進取的心態，面對的盡是循著國民黨／民進黨之流等財團、財閥的對於日常勞動的壓榨，不肯與人民共享利潤只想自己獨吞，進而造成窮困潦倒的人們比比皆是，卻又無能於團結共抗，只因歷史的洗腦已經無法裝進鬥爭的意識。